关中地区在历经前朝末年长达上百年的战争破坏，人口稀寥、环境恶化，迄至到今日，农耕生产都远远没能恢复。
    而今时河中、河洛等地也受到战争大规模的破坏，即便经过一定时间的休生养息，农耕生产也只能满足地方治理所需。
    以往大越为保障陕西五路对党项人的作战需求，主要从汾水下游的河中府等地调运粮草，现在就只能从荆襄等地调运，同时每年所需调运的粮食规模不是三五万石，也不是三五十万石，而是三五百万石打底。
    仅凭原先那条横穿东秦岭的狭仄险僻的武关道，是远远不能满足如此巨量的运输需求的。
    因此前期即便成立秦凤、灵武、朔方行营，司空府也是要求各行营以恢复各地的坞寨防御为主，不主张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不具备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条件。
    而一条高规模、碎石硬化的武关道，不仅能令每年从荆襄往关中运输三五百万石的粮食变成现实，同时运输成本也将发生难以想象的下降。
    以往武关道狭窄险僻，运输主要依赖人背马驮，从襄阳到京兆府，两千匹驮马辗转月余或许能运输四五千石粮食。
    而待新的武关道修成，两千匹马组成的重载马车队，月余就能运输十万石粮食，运输效率提升之高，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而待后续通往秦凤路境内的秦凤大道以及通往灵武行营辖域的延州大道修通，不仅将令中枢对边州的控制能力提升到以往远远所不及的水平，同时也能将对河西、河湟、灵武等地的军事拓张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过，新的交通体系，本质不在于重载马车的发明跟不断改进，而是新式水轮机的大规模使用，使得筑路所需要的天量碎石变得廉价而易得。
    就当前阶段，其意义甚至不比沈炼倒焰法稍低。
    也因为有此为基础，徐怀才会坚决在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加强地方权柄，而不是切割地方，对地方搞什么削弱制衡。
    除了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休养民生，拓修武关道，诸路兵马进入秦凤、灵武、朔方行营恢复坞堡防御体系之外，绍隆十二年冬，徐怀还通过门下中书省颁布《市舶谕令》，在原有泉州、杭州两大市舶司的基础上，新增明州、建邺、润州、秀州、廉州等市舶司，加快对外海路贸易的发展……
    第二百六十九章 异姓封王
    云朔（大同盆地）的收复，要比想象中来得容易，甚至可以说是意外。
    绍隆十二年初夏时，徐怀在汴梁做出优先恢复新收复地民生的决策之后，就各个方向就暂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镇南宗王府从太原撤出来，将这座千古名城纵火烧毁了，董成率领数百官吏赶到太原，与唐盘进行交接时，太原城也就城墙保持完好，城内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董成等人除了紧急筹建行省及州县等各级机构，初步恢复地方统治，接下来最紧要的也是对太原等城池进行重建，筹划对汾水中、下游河谷的治理。
    河东行省的军事防御重心都在北部，其中唐盘以河东制置安抚副使、河朔行营兵马都总管率部坐镇忻州，行辕也暂时设于忻州；范宗奇以河朔行营兵马副都管，率部进驻岚州，兼岚州知州；陈缙率部驻代州，徐惮率部进驻雁门关。
    整个河东行省，绍隆十二年的秋冬，一切都以恢复地方统治、赈济民生以及重建河东北部的军事防御为主。
    相比较镇南宗王府退守云朔的八九万步骑，河朔行营驻守忻州及岚州（含宁武关）、代州（含雁门关）的守军，会同朔方行营进驻府州及偏头砦的守军，总兵马仅五万稍多一些，可以说暂时也没有对大同盆地发起战略进攻的能力。
    然而镇南宗王府却知道眼前的平静，只是暂时的。
    他们知道等三五年过后，也许都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南朝对河东地区恢复统治，以严密的体系将河东两三百万心怀仇恨的残存民众高度组织起来，地方生产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随时会再度动员十数万精锐兵马，往宁武关、雁门关集结，杀入大同盆地。
    到时候镇南宗王府有与之在大同盆地进行抗衡的军事实力？
    镇南宗王府最终还是决定在那一刻到来之前，趁着南兵暂时无力杀出宁武关、雁门关，果断而迅速的将云州、朔州、应州境内一切能带走的，都迁往阴山以北去，将整个大同盆地都彻彻底底变成为荒无人烟的草原，才能更有效的阻滞南兵有朝一日杀入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
    那里才是赤扈的根基之地，绝不能让云朔变成南兵北侵的踏脚石。
    除了要将民众、牲口全部迁走外，还要尽一切可能摧毁大同、朔州等地的城寨，摧毁这里的农耕生产。
    云朔地区的土著蕃部，早年就大多追随萧林石南下了。
    此时居于云朔的，一部分乃是随着赤扈铁骑南下，隶属于镇南宗王府二十二千户的赤扈牧民，有三万余众。
    一部分乃是从辽东等地迁入番户、汉民，约有十万人。
    当然，居住于桑干河两岸的，更多还是当年隶属于契丹治下的云朔汉民，总计有四五十万之多；曹师雄、岳海楼所部汉军，早年就是从这些汉民里征召。
    还有高达四五十万，乃是镇南宗王府一路从河淮、河东北撤，强行随军北迁的汉军军户家小及一部分驱口，约有四五十万人。
    镇南宗王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百二三十万附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牲口，一个不留的全迁到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里去。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遭到强烈的抵触与反抗。
    此时的抵触与反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普通民众，各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在降附汉军的中下层武吏及兵卒中间弥漫。
    之前一路北撤，汉军兵卒及家小还是勉强配合的，至少没有滋生特别激烈的抵触或反抗情绪。
    因为他们之前以为哪怕是退到云朔，也能分到屋舍与耕种的田地栖息繁衍。
    然而此时还要进一步放弃云朔，彻彻底底撤到阴山以北、他们全然无知的茫茫草原之中，他们又怎么可能平静以待？
    撤到草原之中，世代耕种为生的他们要如何生存，难道要跟茹毛饮血的番民一样，去过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吗？
    他们能适应得了吗？
    这时候，所有汉军军户北撤后都将沦为赤扈人奴隶的传言，也不失时机的在降附汉军内部流传开来，进一步加剧中下层将卒的恐慌与抵触情绪。
    其时镇南王兀鲁烈在摩黎忽率部保护下，前往漠北位于鄂尔浑河畔的汗廷反省这些年来所经历的战败，宗王府留守云朔坐镇的，乃是都元帅帖马雍及曹师雄、孟平、孟俭、仲长卿等将。
    帖马雍等赤扈将帅对敢于逃亡或反抗的人群，自然是毫不留情的予以追捕、血腥镇压。
    曹师雄、仲长卿等汉将即便早就注意到汉军内部的不稳定与抵触情绪，然而他们在镇南宗王府的话语权一贯不及帖马雍等王帐嫡系出身的将帅，甚至还因为一连串的军事失利而备受质疑；同时他们也深知他们个人留在云朔没有活路，南朝绝不会给他们幡然悔悟的机会，也是一力压制中下层将卒想要留下来的声音，强行推动北迁。
    开始小规模的反抗总是容易镇压，民众与兵卒逃亡，也是坚决出兵追捕，抓回来后动辄处以极刑，成百上千的人被曝尸荒野以儆效尤。
    然而这并没有遏制住此起彼伏的反抗或者说叛乱，越来越多的民众及兵卒逃入附近的山岭深处躲避搜捕。
    没有兀鲁烈坐镇的宗王府诸将并没有想过要采取措施缓解矛盾，相反的，对逃亡民众及兵卒的追剿、血腥镇压越发变本加厉，看形势越演越烈，就要求所有负责追逃的人马，将所抓到的逃亡者，不论妇孺老弱一律就地正法，就连襁褓之中的婴儿也一个都不许留下。
    十二月底，两千多汉军进入晋公山深处的一座山谷，在那里围住千余逃亡民众，大部分兵卒不想再不分妇孺老弱的进行屠杀式行刑，在军情参谋司潜伏人员的策动下发动兵变，擒杀曹师雄部将狄行后围歼随军出动的百余督战虏兵，之后又快速从晋公山杀出，鼓动附近金城县守军一起参与兵变，夺下金城县城。
    徐惮坐镇雁门关，一直密切关注云朔的动静，在接到金城方向降附汉军兵变的信报之后，便毅然决然亲率五千步骑借风雪掩护，夜驰奔金城，于绍隆十三年大年初一，在金城县东的田家岭设下埋伏，伏击从大同、云冈方向赶来镇压兵变的一万虏兵。
    取得金城初战大捷后，徐惮并没有选择南撤，而是率部与金城起义兵马会合，除了留少量兵马及伤兵撤守城小墙坚的金城外，主力兵马退入北部地形错综复杂的晋公山之中，坚持与合围过来的虏兵主力进行作战；于绍隆十三年元月十三，徐惮又率部从晋公山杀出，与出雁门关增援的陈缙所部，击溃集结于晋公山南麓的两万虏兵。
    与此同时，受金城守军起义以及两次大捷的影响与激励，驻守应州、朔州、云州各城寨的降附汉军纷纷发起兵变暴动，夺城攻寨。
    等到元月底兀鲁烈率嫡系扈骑以及一部分增援骑兵从漠北紧急返回时，虽说此时还有两万四五千精锐赤扈骑兵占据着大同、朔州、云冈等城，虽说曹师雄、孟平等将手下还有近两万嫡系汉军没有参与暴动，但河东行省除了从宁武关、雁门关杀出三万精锐步骑外，起义兵马也高达三万之众，几乎占领了除大同、朔州、云冈等城之外的所有城寨——燕蓟行营、朔方行营也同时往西山及野狐岭方向增兵。
    面对这一情形，兀鲁烈只能黯然决定提前弃守云朔，率残部北撤，从中原割裂出去逾两百年的云朔地区，就在一连串的兵变意外中，提前回归中原的统治……
    ……
    ……
    “陛下啊，收复燕云十六州异姓可封王，乃是太宗皇帝的遗诏——朝廷这么多大臣也是遵奉太宗皇帝的遗诏请旨，陛下可不能罔顾无视啊……”乔继恩坐在御案之前，絮絮叨叨的跟面容枯瘦、两眼赤红的绍隆帝说道。
    “异姓封王？”
    绍隆帝虽说这几年被幽禁宫中，桀骜不逊的性子被磨去不少，但想到以周鹤、顾藩等人牵头递过来的《奏请册封豫王书》，仍然摁不住内心深处翻腾的怒气，冷哼道，
    “封豫王，加九锡，实授河南百县，你们与那独夫何不直接给朕一杯鸩酒来得爽当？”
    “陛下你这是说什么气话呢，都这些年过去了，陛下哪一日寝食能安、哪一日不是日渐枯槁，真就不能放下这些有的没的吗？”
    乔继恩摇头苦笑道，
    “老臣这把老骨头也没有什么攀龙附凤的心思，相信陛下也很清楚——老臣不时找陛下说几句体己的话，也无非是不想看到大家颜面太难看罢了。且不说平凉郡公是否一开始就野心勃勃，但这些年来，抵御胡虏、收复中原，继而将割离中原两百年之久的燕云十六州收回，其功绩之伟已在太祖皇帝之上。这是谁都无法抹除的事实。想当初天下亦非赵氏之天下，太祖皇帝得禅让登基，也是众望所归也，陛下何苦想不通这里面的道理？再一个，太皇、太后以及赵氏数千子弟妇孺被囚于漠北十数年，饱受侵凌，陛下真希望太皇、太后到这一刻还要沦为赤扈人手里最后拿出来抵挡大军北征的盾牌吗，而不是想办法尽早将太皇、太后救回来颐养天年？”
    乔继恩抬起来头，老眼昏花，努力看着绍隆帝脸上的神色变化，继续劝道：“……再一个啊，封豫王、实封豫地，这主要也是平凉郡王并不想对陛下逼迫太甚，才想出来的折中法子。要不然啊，照周、顾、史、韩等人的想法，先虚封国公，过两年就可以行禅继之事，确实不需要那么麻烦。陛下又何苦不稍稍退让半步？”
    “这也是稍稍退让？”绍隆帝眼神严厉的盯住乔继恩，但见乔继恩如老僧坐定，片晌后又泄气似的挥手道，“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但凡哪天端来鸩酒，还请言语一声，让朕死得明明白白。”
    “陛下言重了，但凡缨云公主在，事情就不会闹得这么难堪，”乔继恩说道，“缨云公主还想着有朝一日为显殿下请藩呢……”
    见绍隆帝眼神一凝，乔继恩慢条丝理的说道：“……千余年前，汉武帝剿灭卫满朝鲜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老臣听说平凉郡公的意思除了叫蓟王日后前往乐浪就藩外，其他三郡也想着设以藩国以世袭。这次云朔要比想象中收复得更早，从燕蓟出兵辽东的时机就成熟了，老臣以为兴许年后平凉郡公就下令杨祁业从燕蓟出兵收复辽东。一切都顺利的话，蓟王差不多等到束发之年（十五岁），就可以在胡公等人的护持上前往乐浪就藩、建立藩国……”
    成功收复云朔之后，徐怀就已经具备了禅继登基的外部条件，但内部除了高峻阳高氏以及葛伯奕葛氏还盘据西秦、浙南外，最主要的阻碍还有绍隆帝本人。
    虽说一杯鸩酒最是直截了当，但还是极可能会给葛伯奕、高峻阳之流蛊惑士绅掀风搅浪的机会，给帝国埋下动荡不安的种子。
    因此，除了先行册封豫王进行过渡外，还决定给绍隆帝开出主动退位、配合禅让的条件，就是在中原之外找处区域，划给他的直系子嗣作为新帝国的臣属世袭。
    “……”绍隆帝盯住乔继恩，几乎以为代替司空府传话的乔继恩是在骗他、玩耍他，随即又陷入深深的沉默之中……
    第二百七十章 出海
    绍隆十二年冬，司空府谕令广州、福州、秀州、润州、廉州等地效仿杭州、泉州新设市舶司专务海商贸易等事，却也没有将葛伯奕、葛钰等人所盘据的浙南地区排斥在外，特许浙东制置安抚使司、明州州衙于明州城北的三江口择址设立明州市舶司，开埠迎纳海商停泊贸易。
    不过，在逃京事变之后，葛伯奕、葛钰、魏楚钧、罗望等人率部盘踞钱江以南的两浙东路，重点经营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事实上不仅直接征用当地的几家造船场建造战船，发展水军，也暗中用海船装载浙南所产的丝绸、瓷器运往吕宋、安南等地贩售，筹措养军之资。
    两浙路分治东西两路之后的两浙东路，辖域主要位于钱江以南的浙南地区，辖明越婺衢台处温严八州，境内多崇山峻岭，地狭险僻，极少平川，除了田亩之数远不能跟钱江以北的浙北地区相提并论外，还不时受风暴侵害，动辄破屋毁城，地方相对浙西、江东要贫困得多。
    此时浙东想要以八州狭仄之地想要养活三万精锐以及两万多地方治安兵马，实在是有些窘迫了。
    倘若葛伯连嫡系精锐都养不活，又谈何在浙南站住脚跟？
    只不过之前杭州、泉州两地设有市舶司，作为大越接纳海商停泊、登岸进行通商贸易的官埠，乃是立朝之初就延续下来的；络绎不绝的海外商船也都习惯在杭州、泉州停泊。
    葛氏骤然间想在明州、温州等临海的州县搞海船走私，一时半会也发展不出什么规模来，只能亲自组织商船远赴吕宋、安南等地进行海外贸易。
    现在司空府公开允许两浙东路可以在明州设立市舶司开埠，不仅令葛氏暗中控制的走私海船往海外贩售商货无需再有顾忌，也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海外商船到明州停靠贸易，可以鼓励浙南地区的商贾筹造大型海船或租借海船，运输商货出海贸易。
    当然，两浙东路制置安抚使司内部也普遍存在忧虑，担心司空府如此慷慨，实是行引蛇出洞之计，目的就是要将葛氏这些年暗中发展的水上力量都集中到明州，以便有朝一日能一举歼灭。
    特别是司空府明令允许两浙东路在明州设立市舶司的时机，是在取得歼灭东路虏兵主力以及收复京东东路、河北路及燕蓟、河东路等失地之后，怎么看都像是徐怀要为最后的夺权篡位，着手扫平内部的障碍了。
    在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起初并没有直接往钱江以北的杭州、湖州等地派驻多少精锐兵马。
    王番出任浙西制置安抚使时，仅有两都直辖于司空府的嫡系精锐随之进驻杭州；当时甚至就连作为江南东路的监司驻地、旧都建邺也仅有三四千精锐甲卒驻守。
    驻扎于润州、扬州等地的水师精锐，也主要是防范虏兵水师有再寇长江的可能。
    不过，待颍州大捷之后，徐怀先调唐天德出知杭州，协助王番加强对钱江北岸地区的控制，之后又调唐青出任两浙西路兵马都部署，进一步加强对浙北地区的军政控制。
    这时候杭州、湖州等地，明面上依旧没有直接增加司空府直属的精锐兵马，但在唐青接任浙西路兵马都部署前后，这些年来从浙西地方征调、参与防线战区轮戍以及收复的军将武吏，开始大规模回归地方。
    在唐青的主持下，又有两千多回归地方的军将武吏参与了从兵马都部署司到州县的兵马都监司、县尉司，再到广泛增设的巡检司及军寨较为彻底的重构，初步形成不同以往、体系更为严密、有较强战斗力的地方治兵体系。
    一方面司空府在河东、河北以及关陕等地追亡逐败，不断取得针对赤扈人的关键性胜捷，另一方面司空府对浙西、江东、荆南等地的地方控制日益严密，葛伯奕、魏楚钧、葛钰、罗望等地也日益感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变得越发紧固起来，却苦无对策——秘密遣使联络西秦路，发现高氏也有泥足深陷之感。
    绍隆十三年三月中旬，随着意外收复云朔地区以及周鹤、顾藩率文武百官奏请册封徐怀为豫王等消息传到明州，一乘马车也在淅沥细雨中，意外的驶入魏楚钧出任知州的明州府衙大院里。
    身穿官袍的陈松泽瘸着脚走下马车，朝率领明州官员在大院中等候的魏楚钧拱手说道：“过钱江时，唐青将军见风浪有些大，留松泽在北岸多留了半日，叫魏大人久等了……”
    虽说各地新设市舶司归地方管辖，榷税收入也并入各地路司，但司空府同样要求诸市舶司有协助军情参谋司搜罗海外蕃邦情报的职责，必要时还要接受军情参谋司派遣武吏直接进驻市舶司衙门。
    更不要说诸市舶司的榷卖收税，都要遵循中枢统一制定的标准，避免有的地方为了争夺海商，随意降低榷税标准，实际损害整个帝国的关税收入——相应的，中枢有权力派遣官员定期或不定期视察、监督诸路市舶司及榷场、榷务司。
    魏楚钧以明州知州兼领明州市舶使，陈松泽以巡视市舶榷务的名义，大咧咧渡过钱江赶来明州，只要整个浙南名义上还接受朝廷的辖管，魏楚钧都只能捏着鼻子恭迎陈松泽的到来。
    草草谈过公事，又在州衙宴厅用过晚宴，陈松泽却并没有急着带扈随前往驿馆歇息的意思，而是示意其他地方上的陪同官员先行离开，他还有一些体己话找魏楚钧私聊。
    陈松泽虽然是董成的大舅子，却非攀附董成的关系而得崛起，实是其人有过人的能耐，才最终在司空府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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