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虏一看，好啊，当时就把主力带回北方，那一阵子山西声势大，不平定不行。
    所以只在台州府地界留下了一个正牌镶蓝旗牛录，剩下的都是各战场上收编的战兵了。
    一个牛录额真就管了这一片区域，治安还不错，扬州、嘉定的屠杀效果还是有的。
    以那个牛录额真的战略眼光看，他也知道这个松门卫城很重要。
    他就派出了十几个人，又随便认命了一个指挥使在那里看护。
    后来就派来了文官来。
    再后来，福建发生了重大的事变，鞑虏强盗集团的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可能想到，一条咸鱼还能翻了身！
    也许一条咸鱼有了梦想，虽然它在别人的眼里还是咸鱼，但是却不同于一般了。
    那个现在仍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也是纳闷，这个族弟何曾有过这样的雄才大略，整个福建都拿下了，还兵逼江西和浙南！
    这个时候满清主力好容易从北方战场脱出身来，接着又镇压了以“大国贼”多尔衮为首的反那啥组织，这样才基本把军队的内部整肃干净，统一了思想，提高了作战力。
    这时候，他们把眼睛重新投向了南方。
    四川地区依然纷乱，但大局已定。
    1649年开始，他们制订的“民与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的政策开始出现效果了，四川的抵抗越来越弱，已经出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场面了，当然，这个责任以后可以由他们的后人推到张献忠的身上。
    广州城依然胶着，而且竟然让伪国姓郑成功给成功的增援了！
    但是平南王尚可喜却密奏说是找到了办法，指日可破，大可放心。
    人人皆知，这个平南王尚可喜是对朝廷忠诚不二的人物，智谋百出，或可放心。
    西南之地则有些乱。
    1652春3月，鞑虏大举进攻贵州、川南。
    李定国率部突进广西，七月，定南王孔有德与李定国战于榕江，李定国用战象突阵，清军狼狈逃窜，尸横遍野，定南王孔有德负伤弃甲，仅以身免，退守桂林。
    几日后，李定国包围桂林，并以云梯攻城，迅速攻破武胜门。
    定南王孔有德仓皇计穷，手刃其家室后自焚而死，据说只跑了一个女儿孔四贞，此女儿后来又演义出不少故事。
    这个桂林失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焚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朝野震动。
    清廷为挽回败局，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前往湖南、贵州征讨大西军。
    1652冬11月，谨亲王尼堪在进军途中，在衡阳遭李定国伏击，又被李定国亲手斩于阵前，据说是一劈两半。
    一年内斩杀两位名王，这成就可以名垂清史了。汉唐集团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却不想去抢下它，因为这是人家货真价实的功劳。
    如果此时再推进一下，湖南可以拿下，因为李定国的名气此时如日中天，再说了，那时地方上的官员早都吓跑了，根本没有组织起反抗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李定国转战千里杀入湖南时，几日便可以占一座大城。
    比如个把月内李定国就连取全州、永州，进攻衡州时，守将和巡抚以至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早已经是“兵锋未至，千里无人”了。
    那么战局或可以重新回到与鞑虏隔江相拒的局面，若是再加上此时已经有的福建之地的永胜伯郑彩的侧应，鞑虏不好玩了。
    但是，明末的时候，就怪了，一到关键的时候一定会有二货跳出来，绝对是卡着点出现的，还总选错的，一次也不选对。
    二货年年有，明末特别多。
    本来李定国还安排了冯双礼、马进忠在侧面掩护，到时候好一拥而上。
    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来了个“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
    便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那时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李定国乐呵呵地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后，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时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两支兵马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
    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了，等着鞑虏的反攻，战场出现了混乱对峙的局面。
    福建之地不必多说。
    打福建还是打西南之地？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洪承畴出了个主意，先打福建！
    其他势力都是乌合之众，唯有这福建之地，唯郑家所有，若是日久，恐成大患！
    这时的洪承畴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甄别诸御史为六等，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
    原因很简单，当初他和多尔衮摄政王走得太近了。
    强盗集团里也是分帮派的——
    御史张宣等弹劾洪承畴与尚书陈之遴屡集议火神庙密谋反叛，又未请旨私送其母回闽。
    洪承畴辩白：火神庙集议即为甄别御史差等，非有他故；送母未先请旨，自甘服罪。
    顺治谕：“以庙议事，不必悬揣；为亲甘罪，情有可原。着仍留任，以观后效。”
    这话洪承畴就听明白了，你过去的事情不追究了，但是你要好好表现，1652年五月，洪承畴母丧，奉旨私居持服，照常入值。
    所以洪承畴就当然积极表现自己了，出了这一个先打福建的建议。
    众人商议了一下，觉得有理，顺治便派出信宣和郡王多尼担任靖远大将军率领三个贝勒、八固山一共二十万精兵，号称五十万朝着福建扑来，暂时在杭州地区整顿。
    永胜伯郑彩知道这个主意是洪承畴出的后，跳脚大骂。
    为何要先打我呢？！我族哥郑芝龙都将你家眷送到北京，你还不思郑家的恩情？！
    永胜伯郑彩气得不行，便命人去泉州南安县找寻一些姓洪的，全都发配到煤矿上去了。
    这样，他心情才好受些，便和两个弟弟积极准备抵抗了，当然用了不少手段。
    第五百二十九章 汉唐集团的身份证
    这一天早晨醒来，松江卫城的指挥使宋山坳感觉心里不太对劲儿，他早早地就穿了衣服，想再去那个监狱看看那些商人。
    被褥仍是湿漉漉的，中午还得好好晒一下。
    这个鸟天，这个鸟地方！
    他皱着眉头出了门，外面是一片浓雾。
    他原先是河南嵩山人氏，全家租种山上少林寺寺庙里的佃田生活。
    他出生的时候，他娘正在山坳里采浆果，肚子一痛，生下了他，于是以后便呼他作宋山坳了。
    他的父亲宋佑青有眼光，觉得不能让这个孩子在田地里荒废了，便想尽办法，倾其全家所有送他到一个书生家里求学。
    奈何那个书生是一个屡次科举不中之人，大概是才华也有限吧，或者说那个宋山坳天资平平，学了些字后，所写的文章总是文理不通，那书生想尽办法调教也改不过来，最后不了了之。
    他的父亲宋佑青便又想着让他学一手好拳脚，将来哪怕给大富大贵家当个看家护院的差使，也比这种地强。
    少林寺里还真有武僧，他父亲宋佑青便拉他跪在人家面前，非要学学武术。
    那个武僧看到宋山坳后眼睛一亮，又把他全身摸了一遍，说：“有骨根，留在我这里，做个学艺童子吧。”
    这样宋山坳就留在了山上，每天都跟着做各种动作。
    那个武僧也每天都摸他全身一遍，特别是跨下那话的地方，然后总是说，你骨根真是不错。
    少林寺健身术始于元代禅宗开始首次入住少林寺之时。
    初始时，禅宗初祖达摩根据印度婆罗门瑜伽术而改创出了12势易筋经，但他不久后可能被佛门其他流派下毒致死，福裕禅师便将这12势易筋经带入了少林寺。
    从此，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少林寺的僧人们做着各种身体导引之姿势。
    到了明代中叶时，明英宗被蒙古人掳走，明廷便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武备”。
    彼时，正好有民间喜爱剑术的武术家“某严州公子，因犯事而剃度出家到少林寺”，而他所在少林寺还没有武术这个概念，于是他想要让少林寺也有武术，也能“武备”，并能名扬四海，但自知自己功夫有限，于是“夹巨资出游，访民间高手”。
    在甘肃一带他访到因犯事而逃至西北隐姓埋名的中州人（河南人）“李叟”，“李叟”是元代发源于山东一带大红（洪）拳、太祖棍的传人。
    以前因元廷禁止汉人持带刃的铁器、兵刃，汉人为了反元复宋，保存战斗力，于是托名“宋太祖”，编创空手拳套“宋太祖32势长拳”及不带刃的“太祖盘龙棍”以避开蒙古人怀疑，开了大明套子武术的先河，明代发展成大红拳，一直流传到今天。
    “李叟”也自知水平有限，遂又推荐散尽家产到处学艺，不久大功告成，这时他又遇到了寄住在洛阳一个寺院中的太原人白峰。
    于是白峰、“李叟”、“严州公子”三人同赴少林寺，“李叟”的儿子也随去。
    他们一起研究编创武术，白氏创“五拳”，传剑术、武功等；“李叟”未创新，只传红拳、棍术；“严州公子”则创罗汉拳——
    如此开创了少林寺习武之风，后人又不断地凭借想象力加上了各种花样动作，越来越好看了。
    后来还有其他民间武术家加入少林寺，带去枪术等不同的兵器。
    如棍术大师俞大猷赴少林寺后被请求留下传艺，但俞公军务忙碌，只带走了两个和尚跟着身边学；如通背拳创始人董成万历年间也赴少林寺，被请求传艺；心意形意拳创始人姬龙峰赴少林寺后，也被请求留下传艺。
    然而少林寺武术名声鹊起是从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帮助朝廷镇压各地造反起义，以及参加反击倭寇在大明沿海的侵扰，尤其是后者，因朝廷动用国家机器宣传，使得少林寺武术名声在当时名闻遐迩。
    当时少林寺方丈的态度与那面世界的少林寺的很不一样，常常极诚恳地向民间武术界请求受教。
    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主动靠近官府，帮助官府。官府当然也就大力宣传他们。
    明太祖早年出身于僧侣，对于佛教有意加以整顿。
    洪武元年（1368）即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
    三年（1370）又召集各地僧耆，规定寺院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
    随后又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及点校藏经，进行刻版。
    对于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计僧卖牒的免丁钱，但是不久代宗景泰二年（1451）因救济四川、贵州饥荒，采纳朝臣建议，实行收费发牒制度，凡僧道纳米五石者，给与度牒。
    宪宗成化二年（1466），淮扬地方大饥，也用同法以赈济。
    成化八年（1472）淮扬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却发给空名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
    这样，有牒僧道既大量增加，寺观自然随之而增。据成化二十一年（1485）统计：
    在成化十七年（1481）以前，京城内外的官立寺观，多至六百三十九所！
    后来继续增建，以致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未有过于此时者。而纳费发牒之举，直继续到明末为止。
    明代寺院的土地虽不如元代的多，但明初对于大寺，也常有给田赡僧之举。
    如报恩、灵谷、天界，号为南京三大寺，都有许多寺田。
    南京报恩寺的田地塘荡就有一万余亩！
    少林寺当然也不差土地了，那山下十之七八的土地都是庙产，要不然宋山坳全家也不可能佃到土地租种。
    宋山坳的爹爹宋佑青说：“山坳，少林寺势大，你便要好好投靠他们，求个好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