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庭的那一天早晨，索米斯——他的案子排在第二——又只好不和伊琳见面就出门了：这样也好，因为他还拿不定主意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通知上要他十点半到庭，以防第一件案子（一件违约案）垮掉；可是第一件案子并没有垮掉，双方都振振有辞；皇家法律顾问华特布克在这类涉讼上名气本来就大，这一次又给了他一个扬名的机会。和他对庭的是拉姆辩护士，另一位有名打违约官司的。这真是一场大斗法。
    一直快到中午休息的时间，庭上才宣布判决。所有的陪审员全部离开陪审席走掉，索米斯也出去找点吃的。他碰见詹姆士站在供应午餐的小酒柜那儿，长长的回廊象一片旷野，詹姆士就象旷野上的一只提壶鸟，伛着身子在吃面前的一块三明治和一杯雪利酒。父子两个站在一起，对着下面的中心大厅出神——空荡的大厅里不时看见一些戴假发穿长袍的辩护士急匆匆地穿过去，偶尔看见一个老妇人或是一个穿破旧大衣的男子走过，带着恐惧的神色朝上望，另外还有两个人，看上去要比他们同一辈的人要勇敢些，坐在靠窗的空档里在那里争论。他们的声音和一股象废井似的气味从下面升上来，再加上回廊上原有的气息，就形成一种和英国司法界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气息，简直就象一块精炼的干酪发出的一样。
    没有多久，詹姆士就向儿子开口了。
    “你的案子几时开审？我想紧接着就开了。这个波辛尼如果说些不中听话，也不足为怪；我想他是实逼处此。官司打输了，他就要破产呢。”
    他把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又呷上一大口酒。“你母亲叫你和伊琳今天晚上去吃晚饭，”他说。
    索米斯嘴边露出一丝冷笑，把自己父亲回看了一眼。一个人看见父子之间互视的眼光这样淡漠而且鬼鬼祟祟，决不会领会到两个人是那样心心相映，这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姆士把雪利酒一饮而尽。
    “多少钱？”他问。
    回到法庭上，索米斯立刻坐上他在前排的法定座位，就在自己的辩护士旁边。他偷偷地斜睨了一眼，看看詹姆士坐下没有，这一眼谁都没有觉察到。
    詹姆士两手紧握伞柄，身子向后靠起，坐在辩护士后面那条长椅尽头出神；坐在这里，案子一完，他就可以立刻走出去。他认为波辛尼的行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荒唐之极，可是他不愿意和波辛尼撞见，觉得这样会面很尴尬。
    这座法庭恐怕是仅次于离婚庭的一个最受人欢迎的法律中心了；毁谤案、违约案以及其他商业诉讼案件都是在这里解决。因此，后排坐了有不少和法律无关的人，楼上回廊还可以看见一两顶女帽。
    詹姆士前面两排的座位逐渐被戴假发的辩护士坐满了；那些人都坐在那里用铅笔记笔记、谈心或者剔牙。可是不久皇家法律顾问华特布克走了进来，绸袍的两只袖子象翅膀一样呼呼地响，一张红红的、干练的脸衬上两撇棕色的短上须；詹姆士的兴趣不久也就从那些司法界小人物移到这位皇家法律顾问身上来。詹姆士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位大名鼎鼎的皇家法律顾问的派头简直是一个十足的盘问证人的能手。
    原来詹姆士虽说有多年的律师业务经验，他和华特布克以前偏偏没有会过面，而且和司法界中下层的许多福尔赛之流一样，他对一个盘问的能手非常景仰。看见华特布克以后，他两颊上的那些忧愁的长皱纹稍稍松了下来，尤其是他现在看出只有代表索米斯的辩护士是穿绸袍的1。
    皇家法律顾问华特布克用肘部支着身体，刚转过身去和他的帮办律师谈话，边沁法官本人就出现了——一个瘦瘦的相当委琐的人，身体微伛，雪白的假发衬托出一张胡须剃得精光的脸。华特布克和庭上其余的人一样站起来，一直等到法官就座方才坐下。詹姆士只是稍微抬一抬身子，他坐着已经很舒服，而且向来不把边沁当做什么了不起，过去在柏姆莱-汤姆家里有两次吃晚饭，都坐的和他只隔一个座位。柏姆莱-汤姆尽管那样走运，可是一个脓包。他的第一张状子就是詹姆士本人给他做的。他而且很兴奋，因为他刚才发现波辛尼并没有出庭。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清姆士一直盘算着。
    宣布开审了；皇家法律顾问华特布克推开文件，抖一抖肩膀把绸袍套好，然后眼睛扫了一个半圆周把四下的人环顾一下，就象一个走上板球场的击球手一样，站起来向庭上讲话了。
    所有的事实，他说，都是没有争辩的余地的，庭上只需要了解一下他的当事人和被告之间的来往信件就行了；被告是一个建筑师，这些信件都是关于房屋内部装修的。不过，他的私见认为这封信只能有一个显明的解释。他于是把罗宾山造房子的经过以及实际花掉的建筑费用简略地叙述一下——在他的口中这房子简直被形容为一座王府——然后继续说：
    “我的当事人，索米斯-福尔赛先生是一位绅士，一个有产业的人；任何对他提出的要求，只要合法，他是决计不会拒绝的；可是在这座房屋的建筑上，他已经受到他的建筑师不少的累；正如庭上已经听到的，他在房屋上已经花了将近一万二千——一万二千镑，这笔数目比他原来的预计要超出许多，因此，为了正义起见——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了正义，并且为了维护其他人的利益起见，他觉得有必要提出这次控诉。被告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丝毫不值得考虑的，这一点要请庭上注意。”接着他把那封信读了一遍。
    他的当事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现在准备出庭作证，宣誓表示他从来没有给予被告，也从来没有想到给予被告以超出一万二千零五十镑一笔最大款项的权限，这是他明白规定了的；为了不再浪费庭上时间起见，他现在就请福尔赛先生出庭作证。
    索米斯接着走上审讯厢。他的整个外表都非常之镇定。苍白的脸上，胡子剃得精光，眉心一条缝，嘴唇闭拢，神情傲慢得恰如其分；衣服整洁，可是并不显眼，一只手戴了手套，看上去很整齐，另一只手没有戴。回答陪审官发问时的声音稍微低一点，可是十分清晰。在审讯之下，他提出的作证听上去就象不想多说的派头。
    1绸袍是皇家法律顾问的服装。
    “他不是提到‘全权作主’这个字眼吗？”
    “没有。”
    “这是什么说法！”
    他用的字眼是“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
    “他认为这是英国话吗？”
    “是英国话！”
    “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
    “他难道不认为这句话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吧？”1
    “不是。”
    “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吗？”
    “是的！”
    “然而他坚决认为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在这一串以及其他许多的讯问当中——问来问去总是回到那个“很微妙”的一点上来——詹姆士自始至终都坐在那里，手放在耳朵边用心听着，眼睛紧盯着自己儿子。
    他为他感到骄傲！他不由而然感觉到，在同样的处境，他自己就忍不住要多回答几句，可是他从心里告诉自己这种不想多说的派头正是最恰当没有了。可是，当索米斯缓缓转过身，神色不改地走下审讯厢时，他却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现在轮到波辛尼的辩护士向法官申辩了；詹姆士加倍凝神起来；他在法庭里再三搜寻，看看波辛尼是不是在哪儿躲着。小姜克利开始时相当慌张；波辛尼没有到庭使他的处境很是尴尬。因此他竭力把波辛尼不出庭这件事说得对于自己有利。
    他非常之担心——他说——他的当事人已经出了事情。他满指望波辛尼先生出庭对质的；今天早上派人到他的事务所和他的家里找他（他明知道事务所就是家，但是觉得还是不说为妙），可是哪儿也找不到；这个征兆他认为非常不妙，因为他知道波辛尼先生急于要出庭对质的。不过，他的当事人并没有委托他申请延期，既然没有这种委托，他的职责就只有前来出庭。他有把握说，而且他的当事人，如果不是为了某些不幸的原因不能出庭，也会支持他的看法，就是象“全权作主”这种名词是不能用什么附加语加以限制、拘束或者取消的。不但如此，他还要进一步指出，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不管福尔赛先生在供词中怎样说法，他对自己建筑师指定的或者执行的工程，事实上从来没有想到加以否认。肯定说，被告就没有料到福尔赛先生会加以否认，如果料到的话，他就决计不会，如他在信上表示的，从事于这项工程。这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程，真是小心翼翼，惨淡经营，所以如此，全为了迎合和满足福尔赛先生的苛求，因为他是个赏鉴家，同时又富有——一个有产业的人。他，姜克利自己，对这一点非常愤激，而且由于愤激，他的言词可能过于偏激，就是这件控诉案是最最不合情理，最叫人意想不到，简直是史1谓专讲自相抵触的话。
    无前例的。他为了职务关系，曾经亲自去看过那所漂亮房子，如果庭上也有机会去亲自勘察一下，看看他的当事人设计的那些精致的美丽的屋内装修，敢说庭上决不会容忍这种逃避法律责任的大胆企图，这样说一点不过火。
    他拿起索米斯通信的抄件，轻描淡写地提到“波瓦卢控诉白拉斯地德水泥公司”的案子。“很难说，”他说“这件案子的判决是根据什么；总之，我认为，这对于我和我的对方都同样可以援引得上。”他接着就那个“很微妙”的论点详详细细驳了一通。尽管态度极端恭谨，他认为福尔赛先生这句话本身就不生效力。他的当事人并非富有，这件事情对他的关系非常之大；他是个很有才气的建筑师，他在建筑界的声名，这一来，显然要受到影响。他在结束时并且向法官呼吁——有点近于说情——要他做一个艺术爱好者，保护艺术家们，不让他们受到资本家有时候的——他说有时候——残酷的剥削。“如果有产业的人全象这位福尔赛先生，”他说“可以随便拒绝负担，并且听其拒绝负担他们在契约上应履行的责任，艺术家还有什么保障吗？”现在如果他的当事人最后能赶来出庭的话，就请他出来作证。
    庭丁把菲力普-拜因斯-波辛尼的名字叫了三遍，那声音带着异样的忧郁在法庭和回廊上回响着。
    这样把波辛尼的名字叫出来，而且不见有人答应，给予詹姆士一种古怪的感觉：就象在街上叫唤自己失踪的小狗似的。这人失踪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毛骨悚然，在他的舒适感和安全感——他坐得很舒服——上面划了两下。虽则他说不出所以然，但是觉得很不好受。
    这时他看看钟，两点三刻！再过一刻钟就完了。这小子哪儿去了？一直到边沁法官宣布判决的时候，詹姆士纷拢的心情方才平复下来。
    那位饱学的法官，站在使他和一班比较平常的人隔绝的木台后面，身子向前伛着。电灯刚巧点在他的头上，灯光照上他的脸，把他雪白假发下面的脸烘上一层深橘黄色；宽大的罩袍看上去显得特别大；他的整个身材，由于法庭上光线相当黯淡，照耀得就象庄严神圣的神像似的。
    他清一清嗓子，喝一点水，把一支鹅毛笔的笔尖在桌上按断了，然后两只骨瘦如柴的手抄在前面，开口了。
    在詹姆士的眼睛里，边沁法官忽然变得特别大了，比詹姆士平日所能想象到的还要大得多。这是法律的尊严；然而在圆白光里，还可以发掘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顶着华尔特-边沁爵士头衔走动的平平常常的福尔赛；如果一个和詹姆士那样实际性格差得很远的人，碰巧看不出这一点来，那还说得过去些。
    边沁法官宣读下面的判词：
    “本案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在本年五月十五日被告给原告去信，要求原告在原告房屋的内部装修上给予‘全权作主’，否则即解除合同关系。原告于五月十七日答复如下：‘现在根据你的要求，由你“全权作主”但要跟你说明在先，就是房子完全装修好，交割的时候，全部费用，包括你的酬金在内（这是我们谈好的），不能超过壹万贰千镑。’被告在五月十八日答复这封信：‘如果你以为我在屋内装修这种精细工作上会受到你钱数的约束，恐怕你想错了。’五月十九日原告去信如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信中说的数目你超出十镑二十镑甚至于五十镑的话，会在我们之间成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可以根据这封信的条件“全权作主”我并且希望你能勉力完成屋内的装修。’五月二十日被告简短答复说：‘行。’
    “在完成上述装修时，被告拖欠和花费的款项使全部费用达到一万二千四百镑，此项费用已俱由原告付清。原告此次提起诉讼在于要求被告赔偿其超出一万二千零五十镑之外的三百五十镑；据原告声称，根据双方通信，全部费用以一万二千零五十镑为最高额，在此数目之外，被告即无权支付。
    “目前须要本法官决定的问题是被告应否赔偿原告这笔款项。在本法官看来，是应当赔偿的。
    “原告在信中实际上等于说：‘在屋内装修上可以由你“全权作主”如果你在全部费用上不超过一万二千镑，你至多只能超过五十镑，否则你就不是受我的委托，我就要你赔偿。’我不大明白，如果原告根据被告的合同，拒绝偿付，根据当时的情况，会不会如愿以偿；但是他没有采取上述步骤。他偿付了，又根据被告合同上的条件向被告提出赔偿。
    “在本法官看来，原告是有权要求被告赔偿上述款项的。
    “有人为被告辩护，企图证明双方通信并未限制或意图限制建筑费用。如果是这样的话，原告就没有理由在信上提到一万二千镑，嗣后又提到五十镑的数字。被告的论点如果成立，这些数字便将毫无意义。在我看来，根据被告五月二十日的去信，他显然已经同意对方一个明显的建议，因此他必须遵守建议中的条件。
    “根据以上理由，我判决被告赔偿上述款项，并负担讼费。”
    詹姆士叹了一口气，弯下腰把伞拾起来，伞是在法官那句“在信上提到”时卜笃一声掉下去的。
    他挣出两条长腿，迅速走出法庭，也不等待儿子，抢上一部马车（这天下午天阴，没有雾），一直就到了悌摩西家里，碰见斯悦辛也在那里；他把全部审判经过讲给斯悦辛、史木尔太太和海丝特姑太听，同时吃了两块甜饼，偶尔一面吃，一面讲。
    “索米斯应付得很好，”他最后说；“头脑非常镇静。乔里恩可不乐意这件事。对于那个小波辛尼这简直糟糕；敢说他要破产了。”他有这么半天不说话，心神不宁地盯着火炉望，接着又说：
    “他不在那里——这是为什么？”
    来了一阵脚步声。客厅后面出现一个胖子，一张极端健康的深红色的脸，他抬起的一只手，被黑色的燕尾服衬出一只食指。
    “哎，詹姆士，”他说；“我——我耽不住了。”就转身走了出去。
    这就是悌摩西。
    詹姆士从椅子上站起来。“是啊！”他说；“是啊！我早知道事情不——”他把话咽住，不声不响，瞪着眼睛里，就象是刚才看见什么不祥之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