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官制，徐清自然思考了许久，体制性的改革，最容易引起颠覆性的后果，毕竟朝廷，也就是所谓的政府掌握着最高的权利，若是有一个误差，那么危害的将是整个宋朝，这还算是好的，若是这个制度设计的没有什么缺陷，只是勉勉强强，百姓也能接受，那么这个制度危害的将士成百上千年。
    毕竟设计制度简单，但若要打破制度却十分的难了，一套繁琐的制度建立起来，就很难摧毁，若要摧毁便只能毁灭这个国家才能做到，可是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又哪里是那么容易毁灭的呢？尤其是如今的宋朝，除非国家从内部自行解体，外力想要打破如今的宋朝，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状况下，只要徐清设计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会给未来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带来影响，甚至改变中国的思想与文化。
    就如同秦始皇统一中国一样，在此之前，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大一统的思想，封邦建国，在一个天下之中，诸侯王才是各自的实际统治者，中国也被分为上百个国家，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一系列的制度，并在汉代的维系下，这才让中国人对于大一统有着刻骨铭心的印象，这便是建立一个制度的重要性，所以徐清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也是十分小心的。
    首先，这套制度必须符合现在的社会发展，不能太过超前，这是徐清最需要考虑的，孙中山用现代国家的体制去在清末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其结果就是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世界之中，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这才解脱出来，究其原因，便是因为这套制度太过超前的缘故，那时的中国文盲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部分人都只读过一两个字，剩下的百分之十当中，大部分也都是小学wen ping，真正的硕士、博士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对于现代的宪政制度更是没有任何的概念，在这种状态下，硬生生的拉扯起一个民主政权来，其结果也几乎是必然的了。
    所以徐清是绝对不能犯这个错误，下放权利当地方可以，下放权利到大宋的子民也可以，但是这权利一定不能多，不能阻碍到朝廷的决策，这是徐清首先认定的，所以对于地方的设计上，他采取了地方衙门县令、知州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由通判作为副手辅佐，兼监视县令、知府行动的设计方式，给予知州最大的权利，当地官员的提升，也将由知州与通判来一起决定向朝廷进行推荐。
    推荐过后再由吏部来进行审核，通过这种方法，释放一部分升职的权利给地方官，让他们可以对地方上的官员进行封官许愿，提高当地官员的积极性，然后再通过吏部来进行筛选，从其中把差的挑出来排除出去，尽可能保证官员系统的纯洁性，为此徐清还定下了谁推荐谁负责的条令，凡是经过主官推荐的官员若是出了事，那么推荐官就要受到连带责任，以此来杜绝当地主管官员随意推荐，以举才之名，行hui lu之实。
    而在地方上，则将原本县尉拆解为刑名（法院）、保甲（公安）两个机构，一个负责审判罪人，一个负责保护当地的治安，县丞这个原本负责当地粮草的机构则被拆解为经济司、农业司、蒙学（教育）、防疫司、水利司这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当地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教育，疫情控制和水利发展，这些部门对于现在的地方衙门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优先进行设置，然后将原本只停留在州一级的三司派到县上去，将税款从单一税款改为国税和地税，其中地税缴上来的税款归当地直接使用，无需押解中枢，国税则是直接上缴给中枢，归中枢统一使用，其比例大概在三比七左右。
    这样一来，地方官的权利就扩大了许多，有一些小事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层层批报便完成，如此便可节省大量的时间，而在州一级上，也跟县一样，一大一小两个主官共同负责一地行政，相互监督，各部门则听命于主官，税款也分为地税和国税，以此来扩大地方上的财政，方便地方官行事，也减轻朝廷的负担。
    不过即便如此，朝廷的负担依旧很大，许多沿海的县在这三成的税赋之下，或许能够把许多事情都处理完毕，可对于许多贫困县来说，三成的钱实在是不够用，连修一条路都十分困难，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徐清又把国税中抽出一部分作为路税，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省税，直接把这笔钱放到了路这一级衙门中，若是州和县没有钱又需要用钱，且数额不大，便可以通过向上一级行政单位进行申请直接，在经过审批之后直接拿到这笔钱，如此一来便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的问题，经过这两重筛选之后，剩下的问题就会少掉许多，这样一来，处理事务的效率，自然是大大增加了。
    除此之外，对于各级的议事厅机构，徐清并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更改，他们的权利与原本几乎不变，只负有监督的权利，没有驳斥的权利，徐清的这一决定自然引起了许多民间的不满，可这也是徐清逼不得已的决定，毕竟若是这个时候给他们权利，徐清实在想不到这个社会情势到底会如何发展，面对未知，即便是徐清这个过来人，他也很是害怕，所以他在最后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现如今改革官制最为重要，像这种会触及改革成效的事情，徐清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对于地方上的改革，徐清主要以开放财源为主，其余的改革几乎不怎么做，毕竟宋朝的官制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地方的政务也都有专门的部门去处理，再进行什么改革着实没有什么必要，所以徐清也只是主要开放当地的自主权，其余事情几乎就没有做了，他的改革，主要还是集中在中枢朝廷这里。
    首先对于现如今权利不集中这件事情，徐清便需要进行改革，首先把三司使这个掌管财权的地方先收归宰相的权利之下，编程财政部、经济部、及农业部而不再单独分出来进行管控，然后把枢密院调动全国兵马的权利也收回来一部分，如训练士兵、装备更换等权利与兵部进行合并，同时把三省进行合并，组成国务院，成为一独相，如此一来兵权、财权和行政权全部掌握在新的部门之中，宰相的权利便会扩大，同时办事的效率就会提高。
    而在国务院下，六部也将进行删改，所谓六部便是兵部、刑部、吏部、礼部、工部、户部，这样的结构对于古代人来说或许足够了，可对于工业社会来说，简直是粗糙到了家，所以徐清对于这样的结构是必然要改的，首先对于工部，就得先进行拆分，原本的工部，一般负责国家的基础建设，然后就是给皇帝修建楼堂馆所，现在的工部自然不能仅仅只管这一些，除此之外还有铁路建设、还有工业的发展，规划，城市建设的设计方案之类一系列的东西都需要用到工部，所以工部首先就要拆分以此来专门负责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等工作。
    当然，这样一来也容易形成宰相专权，这样的官制是皇帝怎么也不会答应的，所以徐清在收回财权和部分兵权之后，又重新建立了御史台，御史大夫的官位将从正二品变成从一品，只比宰相低一级，但是拥有弹劾宰相的权利，并且所掌握的御史台其下官员弹劾行政官员将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只要他说出来，官员就必须要接受调查，以此来限制宰相的权利，除此之外，刑部、大理寺从朝廷中分出来，单独成立最高法院，负责全国的法律、审查、判案，最高法院中还将分为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以及行政案件三种，司法权宰相无权干涉，最高法院设正仆射一职，从二品，以此限制宰相的权利，除此之外，在宰相所控制的整个国务院中，增设三位副宰相，分别负担朝廷各部门的具体事务，宰相则只负责大体方阵以及重要改革事务，其余的权利分担出去，以减少宰相的权重。
    这样一来皇帝自然也能放心许多，不过只是这样，那么皇帝显然就成了一个橡皮图章，这在中央集权的古代皇权社会，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皇帝是必须要有权利的，并且绝对不能比自己这个宰相来的小，不然这就不叫改革，而应该改为革命了，而为了增加皇帝的权重，首先徐清将吏部这个选官的机构拆开来，原本的吏部将负责七品以下官员的选拔。
    这些官员的选拔只需要经过吏部尚书的同意便可以直接进行任命，然后五品以下，七品以上的官员则必须由徐清来亲自任命才可以，而五品以上的官员，则必须由皇帝下达圣旨才可以任命，并且皇帝也拥有随时撤换官员的权利，除此之外，分拨出来的枢密院将和殿前都指挥使司相互结合，组成新的殿前都指挥使司，负责全国的兵马调动以及战争的进行，其主位由皇帝亲自担任，这一个头衔，无疑是相当于三军总统帅的概念了，而枢密使则只负责平日里的日常事务，并不负责具体作战事务，该事务由皇帝下辖的作战部来决定，皇帝拥有开战、谈和的权利，军队之中四品以上将军的任命也必须由皇帝同意才能进行任免，以此来稳固皇权。
    当然，这还仅仅不够，除了开战权、任免权之外，皇帝极其直系还拥有法律豁免权，若是犯错，将不受到现行法律的制裁，除此之外，宰相相聚开会，皇帝必须在场，所有政策也必须在皇上面前进行辩论，以让皇帝可以了解现在的国家大体情况，这样一来，皇帝的权利将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而法律的制定也让宰相的权利相比以前集中了许多，可相比起秦汉的丞相来说，却受到了诸多的限制，这样一来，官制可以说首先便获得了皇帝的认可。
    毕竟现在算下来，所有的宰相加在一起也大概有七位，数量并不算少了，只不过徐清现如今是一个人兼任了枢密院使的职务，占据了两个宰相的位置，这一个职位将来势必也是要分出去的，这样一来，看似宰相的权利变得大了，可是在宰相的数量上并没有减少，如此一来，皇帝也能够安心了。
    而在这样的改革下，宰相的权利自然也增大了许多，虽然掣肘变多了，可是这些掣肘更多的还是针对官僚系统中的不法分子的，且原本的宰相之多是每个人分管一项事务，彼此互不统属，如此一来宰相虽然数量一样，可是办事效率却不一样，而如今三位副宰相位于宰相一人之下，所有工作都将听命于宰相一人，财权、兵权、行政权握于一手，这样一来宰相的权利自然是空前提升，司法权和兵权还有监督权虽然被分拨了出去，可这些权利对于徐清来说无关痛痒，只是为了让皇帝放心而已，所以整个改革可以说对于徐清是非常有利的。
    当然，这一切的规划也只是徐清自己和幕僚们共同的规划而已，若想要实现，还需要经受所有人的考验才行，新的官制很快就通过各大报纸传遍了全国，甚至传遍了全球也不为过，在汴京这个政治中心，生活着无数靠贩卖情报来生活的人们，今天徐清下发改革官制的报告，第二天这些报告便摆在了其他君主的面前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相反，这才是正常的打开模式，对此徐清等人也是习以为常了，他最看重的，还是士人们对此的态度。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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