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那个不知名的学生所言，裴该自然大不以为然。
    对于儒学到魏晋以后逐渐掺杂老庄，甚至佛教内容，一变而成为玄学，他本人也是相当反感的。不过究其根由，裴该倒并非反对老庄——至于佛理，基本上一无所知，也无从反对起——道家作为一门古代哲学，自有其可取之处，但玄学光捡了其中的思辨手法，用来粉饰自身的无能和逃避浑浊乱世，却实在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益处啊。
    只是这个学生彻底颠倒了因果，乃因为曹魏以来的高压政治，再加司马家诸王造乱，才把大票胆怯士人逼去了谈空论玄的道路，从而恶性循环，使得国家更为衰弱。倘若朝政清明，天下安定，世家子弟忙不迭地要去争权夺利，谁会想到避世？谁会从老庄哲学甚至于佛学中去寻求心灵寄托啊？
    至于自己在关中变制，确实“不依先贤之教，不从祖宗成法”，但祖宗哪有什么一成不变之法！时移世易，变法宜矣，孔子虽尊周礼，而自汉武崇儒以来，历朝历代都不过打着周礼的幌子，自搞一套罢了——即便口口声声“复古”的王莽，所行亦非周政。
    不过有一点这学生倒是并未说错，自己脑袋里压根儿就没有“祭祀”二字，顶多逢年过节，跟家里祭祭祖罢了——要是身边儿没有姑母裴氏，或者妻子荀氏，事先提醒，估计连祭祖都能给省了。
    终究后世的很多中国家庭，已经不重祭祀，最多清明节去上趟坟而已。但裴秀葬在闻喜，裴頠之坟在洛阳郊外，裴嵩甚至不知道埋骨何方，则裴该身处长安，又要去哪儿上坟哪？他大司马难道能够擅离职守，跑洛阳一趟就专为扫墓？
    哦，也对，此前既入河东，便当去闻喜裴柏下祭扫，既归洛阳，也该去瞧瞧裴頠的坟墓，这倒是我疏忽了。
    终究儒家最讲礼——倒未必讲理——则身为国家重臣，倘若被人认为自己无礼，可是会失去士人拥戴的呀，裴该终究并不是光靠着广大农民群众去打的天下。
    于是不等董老先生回答那学生的问题，他便痰咳一声，迈步而入。室内二人闻声，一起转首望向门边，随即那学生的脸就绿了……裴该虽然为了骑马方便，未着官服，只是戎服小冠，但金印紫绶是挂在腰上的，则如今长安城内，能佩紫绶者，又有几人？
    董景道原本坐着，想要离席而起，却被裴该伸手朝下一按，给阻止了“董校长不必多礼。”正好他腿脚不便——已不复昔日亲执耒耜，躬耕种菜之能了——便只欠身而一长揖。那名学生原本站着，则依礼跪拜，伏首手背，说“草民拜见大司马。”
    裴该示意他起来，问道“汝是哪里人，何姓何名？”
    “陈留范宣。”
    裴该略略一回忆，脑子里貌似对这名字没啥印象，便道“董校长曾云有学生远自陈留而来，品学兼优，所言便是卿么？”
    董景道点点头，那范宣却说“宣原本便行旅关中，为向文博先生请益，听闻先生已入长安学校，担任校长，这才报名就学——并非闻讯才从陈留赶来的。”
    裴该表示嘉勉地笑笑“千里求学，足见诚心。但不知卿求学所为者何，学成之后，又有何意愿哪？”
    范宣始终笼袖拱手，略躬着腰，半垂着头，仪态颇为恭敬，听问便答“先贤之经、圣人之教，明天地之大道、人心之所欲，岂可不学？其学无涯，即夕死亦可朝闻道，哪有什么学成之后呢？宣唯愿继踵圣人之步伐，深究学理，而并无晋身之望。”我学习的目的只是明理，不是为了做官啥的。
    裴该笑笑“闻卿适才所言，略识其理，但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老庄之学，汉高、吕后，乃至文景皆用，汉未见衰也，可见其于治国，未必无用。唯今之人假谈玄理，或以为无为而真能无不为，或欲因无用而保全其身，本无治国平天下之念，则即便口诵皆圣人之教，也必然是一般的虚妄。
    “孔子不避世，周游列国；孟子不避世，说于齐、宋；荀子不避世，议兵于赵。则今之人诚能谋国而不惜身，即如诸贤终不能久仕，不能致某君尧舜，国家亦未必如此也。
    “至于卿所云从祖宗成法，岂不闻荀子‘法后王’之言乎？再如祭祀，祭在国家，某任行台，又岂敢擅专啊？”
    裴该本来是想好好跟这学生说道说道的，但一则他对自己的口才信心不足……
    真要道黑为白，甚至指鹿为马，其实简单，他在羯营之时，议论便不输张宾，遑论程、徐。但问题是相关士人已经成型的三观，相关儒学，就不是那么好跟人辩论的了，因为儒学其实重经验而轻逻辑，你即便能逞口舌把别人辩得哑口无言，人不信服照样不信服。王夷甫岂非善辩者乎？“信口雌黄”之讥流传千载。
    裴该就施政之道，还在徐州的时候就跟卞壸辩论过，入长安又与梁芬、荀崧等人多次交锋，那些还都是合作者，且更关注具体事务，尚且说不通，更何况跟一名年轻士人隔空放炮呢？有那精神头和唾沫星子，还不如去“灌输”麾下兵将，一张白纸，更方便描画。
    二则，既然这范宣只是一心钻研学问，并没有为官治国的欲望，那裴该又何必在他身上浪费口舌？
    于是随便说了几句，便一摆手，命范宣退下了。范宣既去，董景道就说了“此子天资聪敏，好学不倦，入学时便已通晓四经，尤精三礼，其实我本意要招之做先生的。但其坚决不肯，要从我学经……本待期以一年，便举荐给大司马，然观其志，却不欲为官，可惜啊……”
    那边范宣才出去，便见有数名同学敛袂而来，远远地朝他行礼——范宣既通多经，就时常有同学前来请益，他无不耐心讲解，且在很多学生看来，范生之见，比不少先生还要强……因而普遍对他都很敬重。
    范宣还了一礼，便问“君等是来寻校长的么？可稍待，大司马方入，正在与董校长相谈也。”
    学生们闻言，都不禁吃了一惊，随即其中几个双眼一亮，急忙压低声音问道“宣子可曾拜谒了大司马？所见大司马，何如人也？”
    范宣皱着眉头，细细一想，最终只回答了四个字“文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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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马三军诸将士，陆续将籍贯迁至关中——此事原本简单，反正这年月的户籍统计也很粗疏，且经丧乱，到处都是一笔糊涂账——当然人各有志，也有少部分并不肯从。
    不愿意的多为中下层将士，或者安土重迁，或者挂念亲族和祖宗坟墓，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新建进而光大家门的想法，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改籍啊？
    高层将领当中，则只有两人不肯，一个是陶侃，已经当面跟大司马解释过了，还有一个，则是时在河东的甄随。甄随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拧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就问传信人“各军、旅之帅、佐，好几十人，都从了大都督所命，愿意迁籍么？”听对方说唯陶士行不肯，甄随就舒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也请回报大都督，感其好意，但甄某无此意愿。”
    随即笑笑，解释说“我是蛮子，还想要杀回武陵，衣锦还乡去的，又何必要改籍北方呢？”
    迁籍工作大致完成之后，裴该即遵守承诺，任命书记胡飞编纂《勋将录》
    胡飞字子云，安定人氏，身得五短身材，相貌丑陋，但笔头甚为便给，尤擅作诗。裴该目前有近二十人的文书班子，首席自然是郭璞郭景纯，但郭璞的文才固为一时冠冕，所有上奏，以及大部分文令，皆出其手，但他管理庶务的能力却只是中平罢了。因而裴该颇有以貌似显得更精明些的胡飞执掌秘书诸事的意思，目前还在考察期。
    《勋将录》编纂起来，自然比《姓氏志》要简单得多，根本不用董景道之类大儒出手，一后生足矣。因为与世家散布天下不同，所列诸将，全在大司马军中，于其家世，多数只要叫过来问问情况就成，即便远戍在外的，其个人和家庭状况，也有很多渠道可以清楚打探；至于事迹就更容易，历年来战报、奖状，抽出来照抄就行了。
    尤其《姓氏志》务求精准，倘若就某家族源流、长辈官箴记录有讹，难免贻笑大方；《勋将录》则可肆意吹嘘，理论上不会有谁会特意跳出来揪错。
    因而胡子云忙活了半个月，也就把这部书给编成了，上呈裴该观览，大致无错，便命开版印制。书中先花四千多字详述了裴该自从击楫渡江、徐州成军以来，在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其后便开列有功之将——不过是依从《姓氏志》的体例，以家族来统计的。
    第一家自然是鄱阳郡枭阳县的陶氏，一句话先介绍了陶侃之父、吴将陶丹，然后简述陶士行渡江前的战绩，再详述其跟从大司马之后的建树；后列陶瞻，及其辅周访、定汉中之功。
    列第二名的，则是平阳郡平阳县的郭氏；第三是冯翊郡大荔县的刘氏，其先刘某、刘某，务农而已，传至刘央，初为骠骑大将军祖逖舍人，旋从大司马，建号“厉风营”……
    第四为天门充县的甄氏；第五是京兆蓝田的陆氏；第六为河东闻喜裴氏——其实就是裴度、裴寂二人，皆为军司马。
    还有一位军司马胡焱，乃安定胡氏子弟，雅不愿名入《勋将录》，终也不便强人所难。
    接下去分别是武威姑臧北宫、始平蒯城陆、北地富平王、谯郡谯县文、扶风雍县谢、京兆灞上高、武威宣威罗、天水成纪李、扶风池阳董、始平鄠县熊、新平漆县莫……
    接下去则是东莱掖县苏、冯翊夏阳周、平阳襄陵刘，以及南安赤亭姚，等等，基本上中尉以上，曩而括之，总计一百二十三家。
    凡入书之将吏，人手发一册书，多数拱若珍宝，直接把书包裹整齐了，跟祖宗牌位摆在一起。而且诸将私下商议，都说《姓氏志》才开列一百家世族，咱们这《勋将录》竟还多了二十三家，真是光彩啊……只是，为什么瞧着这书虽比《百家姓》为厚，却比《姓氏志》要薄些呢？
    估计只有陶士行，压根儿就没把这书当一回事儿，随手掷入书箧，都懒得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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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该既取平阳，思得良吏守之，乃因陶侃、卫展等人的推荐，自洛阳召来越骑校尉刘璠，任之为平阳太守。
    刘璠是沛国相县人，其父刘弘，本乃武帝司马炎的少时好友，长成后又受张华器重，先守牧幽州，复转任荆州，曾经击斩张昌、悍拒陈敏，于惠帝永兴三年拜为车骑将军，旋即去世。作为能在《晋书》中与陶侃并传的名将，裴该自然也久闻其名。
    不过其子刘璠的名气就要弱得多了，虽曾一度得到司马越的赏识，又继承乃父新城郡公之爵，却只做到两千石的顺阳内史和越骑校尉而已。永嘉之乱，刘璠逃出洛阳城，四处辗转，最终抵达关中，却不为索綝等人所用，一直投闲置散。等到司马邺还洛，刘璠也随之而徙，却仍不得朝廷重用，越骑校尉的空头衔一直挂了十好几年，都没能更进一步。
    卫展曾任南阳太守，是刘弘的下属；陶侃则曾随刘弘讨陈敏，因为他跟陈敏既是同郡，又同岁举吏，乃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攻讦，唯刘弘不疑，反任陶士行为前锋督护。故此二人皆德刘弘，便向裴该举荐其子刘璠。
    刘璠既受命履任，裴该便使王泽暂署平阳、河东二郡军事，而命甄随返归长安述职——姚弋仲仍统军于平阳城内，辅佐刘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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