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
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谢幕的帝国
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曾经是世界性趋势。
事实上,当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国时,世界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帝国先后谢幕。亚述、波斯、马其顿都在秦汉之前,之后则还有罗马和阿拉伯。
这些都是大帝国。亚述地跨西亚和北非,波斯、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则横跨亚、非、欧。其中,亚述堪称全世界的“第一帝国”。因为正是亚述,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埃及和埃兰,统统拢在了一起。
波斯帝国也了不得。仅首都就有四个,版图则包括伊朗高原、中亚大部、印度西北、整个西亚、北非的埃及和欧洲的色雷斯,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
但,亚述帝国的寿命却只有半个世纪。
寿命更短的是马其顿帝国,跟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一样长,只有十三年。寿命长的,波斯帝国二百年,阿拉伯帝国约五百年。从屋大维称帝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也近五百年。以后,东罗马帝国还有一千年。
显然,即便是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比不上中华帝国: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很有意思。
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成败得失,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亚述、波斯和马其顿。
马其顿帝国其实是个暴发户。他们在波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甚至在我们民族进入战国时,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国家。但从阿刻劳斯到腓力二世,短短八十年,马其顿就成为强大的王国,并征服了希腊。
亚历山大把王国变成帝国,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固然因为他能力超强,更要拜命运所赐:希腊衰落,波斯内乱,印度河流域诸国林立一盘散沙。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势如破竹,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马其顿,命中注定要横空出世。
亚述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一帝国亚述也是后起之秀,发祥地则是幼发拉底和底
格里斯这两河之间。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后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是从南到北的。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然后是阿卡德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然后是巴比伦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夏。亚述崛起时,我们已是东周。
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
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而且不再复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
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
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
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
4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
5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淮南王刘安,自杀国除,罪名谋反;衡山王刘赐,自杀国除,罪名谋反;济川王刘明,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燕王刘定国,自杀国除,罪名淫乱;齐王刘次昌,自杀国除,罪名淫乱;江都王刘建,自杀国除,罪名谋反;济东王刘彭离,废为庶人,国除,罪名杀人越货;常山王刘勃,徙房陵,国除,罪名不守礼法;
济北王刘宽,自杀国除,罪名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
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
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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