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艺谋的劝说和催促下，葛优答应了与巩俐一起前往戛纳电影节。
    “要不让晓玲和我一起去得了，我不懂外语，晓玲还能给我当个翻译，算是我雇的人。”葛优提议道。
    “多个人制片方那边不好交代，人家肯定给你请了翻译，就别麻烦了。”林子轩拒绝道。
    葛优如果带着林晓玲，《活着》的制片方就要多出机票和食宿的钱，对他们来说虽然不多，却容易造成误会，以为葛优耍大牌什么的。
    这时候，演员还不时兴带助理，尤其是葛优，是个讲究人。
    什么是讲究，该拿的就拿着，不该拿的绝不沾手，自个管好自个的事，不给人添麻烦。
    林子轩同样如此，他宁愿自己掏钱让妹妹去戛纳，也不愿让《活着》的制片方误会葛优。
    “那行吧，我在戛纳估计也没事，那个纪录片要真获奖了我就去领，好容易出趟国，总要拿回个奖杯不是。”葛优玩笑道。
    “尤哥，你还是先琢磨个最佳男主角的获奖感言吧，别到时候没准备了慌张。”林子轩提醒道，“我觉得挺有希望的。”
    “人外国那么多好演员呢，我肯定没戏，就是去凑个数。”葛优心态平和地说道。
    由于不是科班出身，没学过正规的表演技巧，葛优一直对自己的演技不太自信。
    相对于《活着》在演艺圈造成的风波，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在苦苦挣扎之中。
    过年后，姜文借了一些钱，文隽从香港汇过来一部分，总算是把片子拍完了，正在进行后期制作，片子拍到现在，总不能半途而废。
    大家再努力一把，把片子弄完，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林子轩正在和京城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甲方乙方》。
    在韩三平的大力推动下，京影厂用人力物力作为投资，折合成50万人民币，和好梦公司合作，《甲方乙方》的总投资达到了250万。
    在国内的电影行业，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拍摄资金了。
    几年前，米佳山拍摄一部《顽主》才花了80万，如今物价涨了，演员的片酬涨了，那时候葛优的片酬是800块，现在都要15万了。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
    林子轩让姜文使用京影厂的剪辑室，大家现在是合作关系，价格相对便宜些。
    有了《活着》的前车之鉴，姜文在剪辑的时候收敛了不少。
    想想看，就连张艺谋那样大导演的片子说禁就给禁了，姜文即便再有自信，也不敢说自己比张艺谋还强大，总局会对他网开一面。
    拍电影毕竟不是自娱自乐，最终还是要给观众看，这里是指国内的观众。
    说实话，外国人看华国的电影大多是抱着猎奇的心态，他们不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不能真正的明白电影所表达的含义。
    虽然说艺术都是相通的，可只有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华国人才能懂得《活着》讲述的故事，才能产生共鸣。
    姜文想的是片子既能在国内上映，也能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奖。
    如果两者不可兼得，他还是想在电影节上拿奖，这是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总想有点艺术追求，不留遗憾。
    “我就打算这么肆意的放纵一回，这辈子也就值了，不然觉得活着特没劲。”在剪辑室里，看着前面幕布上流动的光影，姜文深沉地说道。
    然而，以林子轩对他的了解，姜文想要放纵的恐怕不止这一回。
    四月底，林子轩参加了总局的一场座谈会。
    这场座谈会颇为热闹，参加的都是电影圈的大佬们，有各大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有电影院的经理，还有电影方面的专家学者。
    京城里几家民营影视公司也在被邀请之列，只是不怎么受到重视，只能旁听。
    座谈会的主题是如何提振华国的电影市场，以及如何应对引进的国外商业大片。
    1993年是华国电影市场最为低迷的一年，低迷到什么程度，数据最为直观。
    1990年全国的总票房是22亿，1991年是23亿，1992年是20亿，1993年是13亿。
    在电影产量上，每年拍摄150部左右的片子，但真正有市场号召力，赚钱的片子只有几部，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兴趣锐减，电影行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为了让华国电影走出困境，让观众重新回到电影院看电影，总局下发了一份文件。
    允许影院每年以分账的形式进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
    以前华国也进口过国外的电影，不过是用买断的方式，每部电影的买断价最高2万美元。
    这种低廉的价格根本吸引不了国外片商的兴趣，买回来的都是一些品质不高的老电影。
    这次采用分账的方式，分账的比例是外方片商和华国电影公司共拿总票房的百分之四十六，省市级的电影公司拿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之间，剩下的为影院所有。
    如此一来，一部电影在华国的票房越高，外国的片商分到的钱就越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会把国外高质量的商业大片拿到华国上映。
    这些国外大片能把观众吸引进影院里来，国内的票房攀升，华国的电影市场繁荣起来。
    与此同时，国外的大片会对国产电影造成强烈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