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听到这话伤心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讲述自己的遭遇：“那天中午的时候，东瀛兵砸门砸响得不得了，爸爸去开门。一开门看到东瀛人就非常害怕，掉头就跑，但没跑掉，就被打死了。我妈抱着1岁的小妹妹，吓得躲进桌子底下……”
    画面切换，八岁的小姑娘变成了六十多岁的夏淑琴老人，她一边流泪，一边讲述着自己的遭遇：“听到姐姐尖叫，躲在被子里的我吓得大哭，鬼子听见了，就过来戳了我三刀……”
    摄影机镜头慢慢向后来，张纯如和杨夏鸣他们出现在屏幕中，时间又回到了1995年的南京。张纯如他们正在中山陵美龄宫的一颗大树下，对夏淑琴进行采访。
    夏淑琴掀起衣襟，给张纯如他们看腰上的刀疤：“这一刀，这块一刀，后头还有一刀。连戳三刀，当时我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
    看着夏淑琴老一边流泪，一边讲述自己的遭遇，银幕前的观众没有哪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就连贾樟柯、斯科塞斯也都不住掉泪；其中几个中国女记者更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镜头切到幸存者李秀英家。李秀英已经老了，但东瀛兵在她脸上留下的刀疤却依然清晰可见。张纯如看到李秀英非常激动，约翰·马吉的拍摄的影片里有李秀英的镜头和介绍，真人和历史记录完全对上了。
    不过张纯如没能高兴多久，当她来到幸存者刘永新家时，镜头慢慢在房间里扫过，一个五六平米的小房子，非常破旧，除了床和桌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不只刘永新一家如此，其他幸存者也大多家境贫寒，生活困难。幸存者家的生活环境震惊了张纯如，也震惊了杨夏鸣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傍晚时分，结束采访的张纯如满脸悲伤，静静地走着。好一阵，她开口道：“在来之前，我听汤美如说过，很多幸存者生活艰难，但现在看到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
    段月萍叹了口气，道：“他们还算好的，至少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心理阴影。在幸存者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不但生活困难，而且有严重的精神创伤，由于年龄越来越大，体质越来越弱，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经常为恶梦惊醒，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这部分幸存者我不愿意带你去采访，因为让他们回忆大屠杀是一种可怕的折磨。”
    张纯如忍不住道：“没人替他们做心理疏导吗？”
    段月萍苦笑道：“你看他们连生活都这么困难，怎么可能有人做心理疏导。”
    张纯如嘴巴张了张，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什么也说出来。
    镜头切到办公室，时间已经是晚上，窗外一片漆黑。杨夏鸣正将幸存者的采访翻译成英语，而张纯如飞快的敲击着键盘，将采访内容输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
    杨夏鸣为张纯如翻译道：“大概14岁，她们两个都死了。”
    张纯如听到两个未成年的女孩被东瀛兵强奸，并被杀死，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快步走到窗户前大口喘着气，就像呼吸困难似的。
    杨夏鸣轻轻叹了口气，任何一个女孩听到这样的事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在窗户边呆了好一阵，直到呼吸彻底平稳下来，张纯如才回到座位。她看着杨夏鸣郑重地道：“等到这本书写完出版后，我不当作家了，要去学法律，将来代表幸存者与东瀛政府打官司，让日方赔偿。”
    杨夏鸣非常诧异地道：“你怎么会这样想？”
    张纯如目光既悲哀又愤怒：“太不公平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东瀛士兵从东瀛政府领取全部养老金和其他津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受难者却默默地忍受贫穷、耻辱，以及漫长的身心痛苦。东瀛政府那么有钱，只要稍微赔一点，受难者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应该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
    杨夏鸣听到这话非常感动，同时也有些惭愧，自己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张纯如却想到了，他提醒道：“东瀛政府至今都没有为南京大屠杀正式道过歉，想要他们赔偿非常困难！”
    张纯如态度十分坚定，但并没有失去理性：“打要求赔偿的官司，找东瀛人做律师显然不妥当，由于中国政府早就宣传了放弃赔偿，内地律师在这方面的门也已被关上，很难有所作为，而西方人也不会全心全意地为这些幸存者打官司，因为西方与东瀛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纠葛，所以，必须由像我这样的在西方的华人后代站出来，为这些幸存者奔走与呐喊。”
    张纯如的特写镜头，她的语气十分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她的眼神一如既往的坚定，但此时更多了一往无前、百折不回的决心。
    放映厅里仿佛时间停止了，连声音都凝固了。银幕前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韩国人、或者东瀛人都感觉到张纯如变了，气质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透着一股凌厉的气息，就像一柄出鞘的宝剑。大家都知道张纯如完成一次蜕变，从一个普通作家变成了一个无畏的战士，从今往后，她要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要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而战。
    贾樟柯看着张纯如那双坚定的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一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纵然面对千万人的阻拦，也会继续前行，张纯如便是这样具有大勇气魄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