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奇一度采取了各种偏门方式，包括贿赂谈判团成员，借用卫生部的高级干部施压，都被巫尘远顶了回去。
    冷眼旁观的杨锐，此时也不由的升起些佩服。仔细想想，巫尘远等人顶住的压力着实不小，其中有来自上层的，有来自同僚的，有来自谈判对手的，也有来自他这种合作伙伴的，换一批人，还真不一定能做到这一步。
    光是杨锐的步步紧逼，就不是每个谈判团队都能忍受的。忍不住，就不免有一拍两散的可能。
    如此算来，却是巫尘远团队的坚强，促成了谈判的最终达成，也维护了杨锐的利益，否则，让杨锐和捷利康公司直接谈判，结局实难预料。
    另一方面，巫尘远除了骚动的官瘾，自己收获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准确的说，巫尘远并不是为了私人利益而谈判，而是真正的在履行自己的责任。
    能做到这一点的官员，也着实不易。
    相比之下，弗兰奇等人的商人劣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暴露无遗，他们的谈判团人员虽多，能一天到晚坚持参与谈判的却不多，能持久保持精力的更少，翻译的敬业水平且不去说，谈判桌上的坚持又远远不能与中方相比。
    简单来说，他们卖节操的时候，没有中方卖的便宜，当他们要立牌坊的时候，立的没有中方高。
    一周后。
    协议谈判渐渐明朗。
    弗兰奇的代表团成员，又邀请杨锐做重现性实验，这一次，他们送来了更多的设备，直接架设了西堡肉联厂的脏器生化车间。
    西堡肉联厂上下亦是如临大敌，整整准备了3吨重的干猪心。
    假如工厂化的重现实验能够成功，签约也就是板上钉钉了。
    为了准备这次工厂化实验，捷利康公司提前购买了价值20万美元的设备，自天津港直接送到了西堡镇。
    假如谈判不成，这些设备自然是要送回去的。但是，提前投入也是一种态度，重现工厂化的实验，与其说是考察，不如说是证实。
    捷利康的英国总部为此将他们此行的首席技术官也从天津调到了西堡镇，这位名叫特拉普的谢菲尔德大学的前教授，和许多生物专业的研究者一样，做到了学界顶端，然后选择了收入更高的公司。
    很多做基础研究的教授，人到中年都会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的年收入往往和年轻自己10岁的蓝领工人一样，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家庭经济问题，有机会转行的生物学教授，很多都会选择进入制药公司。
    以纯收入论，制药公司的高级技术官员拿到的薪水是学校薪水的5倍以上，厉害的拿到十倍也不稀罕。
    不过，进入制药公司通常意味着不再继续基础性研究，对于做了半辈子类似项目的教授们来说，这并不一定是令他们高兴的决定。
    80年代以前，大部分的欧美研究者是安贫乐道的，正如中国的研究者一样。然而，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欧洲，却慢慢变的功利化和金钱化。社会评价成功者的原则也变成了能否赚到钱，而非社会贡献。
    可以说，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庸俗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60年代或者70年代，若是有国际生物研究会议，与会的老朋友会谈自己的实验和理论，并不多谈实验室条件和收入薪金，但到了80年代，情况颠倒了过来，老朋友们总是在谈论实验室条件和薪金，它们似乎也比实验和理论更能证明成功，或者说，实验室条件和薪金的重要性，在慢慢的超过纯理论的价值。
    特拉普首席技术官依旧保持着做教授时的严谨，看过了杨锐的实验准备与实验设计，又检查了他安装的设备，才退出脏器生化车间，让杨锐和他的实验助手自己操作。
    近百页的翻译文献，看起来也不轻松，特拉普也算得上尽职尽责了。
    而更让他感兴趣的显然是杨锐本人。一名中学生，能够撰写学术文章，在世界范围内不能说稀罕，每个国家都有不少的早熟少年，可是，能看了说明书，就帮工程人员安装先进设备的少年，显然是非常少见的。因为这更多的是经验问题。
    特拉普因此问了好些个问题，得到了相对满意，却不是真正满意的答案。
    想来，也只有这种时候，特拉普才能重新找回教授的幸福感。
    西堡肉联厂的贺海川和宁民也进了脏器生化车间，帮杨锐操纵数量众多的大型设备。当然，说是大型，最多也就是几十升容量的装置罢了，80年代的生物制药公司，处理能力普遍不高。
    他们听杨锐和特拉普的对话，基本是听天书的感觉，有翻译帮忙也是一样，到了实验开始，二人还是没有搞明白整个循环运转的体系，只能像是何成和姚尺一样，做某个局部的工作。
    杨锐设计的辅酶Q10的生产线需要10名工人，现在算上他自己有5个，虽然仅有总数的一半，勉强却也够用。
    这种运行效率也正是英国人所看重的，他们都不耐烦管理大量的工人，十名工人加一名脱产干部的组合，非常符合其预期。
    西堡肉联厂方面比较无所谓，从内心里，他们其实是希望增加工人数量的，这样也就有了更多的编制。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承担着制药工厂的工人培训和工人管理的任务，越多的工人数量，也就是越多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