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芝却是叹口气，道：“所以说你命好啊，别人碰都碰不到的运气。”
    “才没有。”
    吕芝呵呵一笑，突然道：“实验室是杨锐的吧？”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想？”
    吕芝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又道：“杨锐怕是有什么海外背景，说不定人家特有钱，就给他弄了一个实验室。”
    姚悦不由回忆自己和杨锐的谈话，期间杨锐好像确实说过“我的实验室”的话，但姚悦没往心里去。仓教授也会把学校的实验室说成是自己的实验室，这种说法根本没什么判断的意义。
    想不明白的情况下，姚悦本能的替杨锐辩护道：“他们家不会有海外背景的。他家里人都是乡里的干部，要是有海外背景，早被整惨了。”
    改革开放以后，海外背景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对象，可在改革开放前10年，前15年，有海外背景是相当危险的事，一个不小心，天人永隔都是有可能的。身为乡里的主要干部，若是有海外背景，下面想上位的干部，还有那些妄想着一步登天的年轻造反派，早就一拥而上了。
    唯一安全的海外背景，就是在80年代以前从不联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再突然联络。
    不过，大部分有海外背景的国人都生活在沿海地区，许多背景更是早些年亲戚逃港得来的。河东省地处内陆，如溪县这样的地方，自从前两年，人们开始疯狂的购买电器以来，每年都有某人有海外背景的传说，每年都会被证实不实，在这个年代的内陆，“海外背景”简直如同吸血鬼和狼人似的，属于都市传说。
    《牧马人》和《庐山恋》卖的那么好，卖的其实也是都市传说。
    吕芝是从外省考入河东的，细想一下，同意道：“没有海外背景，就是靠他自己弄到的实验室，那就太了不起了。你说，这个实验室算起来，值多少钱。”
    “什么钱不钱的，俗气。”姚悦的语言带着文青时代的特有力量。
    吕芝闭上眼，笑笑道：“家里是干部，有才在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又有一个实验室，还长的像电影演员似的，小悦，抓住机会了。”
    “什么……什么机会，你再说，我不理你了。”姚悦声音都发颤了。
    “我记得你跳过级，杨锐去年复读了一年，你们俩岁数估计差不多。好了，我睡觉了。”吕芝卷了卷被子，一会儿发出均匀的呼吸。
    姚悦彻底睡不着了，说到底，她也就是19岁的小姑娘而已，在牵手就是大逆不道的年代里，吕芝说给她听的暗示，简直让姚悦的心都跳出来。
    然而，躺在床上，姚悦却不由自主的吕芝说的话，脑海中更是浮现出杨锐的模样和声音。
    翻来覆去到了凌晨，姚悦在心里狠狠骂“男人长那么好看做什么”，翻个身，终于是做梦去了。
    第二天是周末。
    两个女生起来的稍微晚了些，却见房间里的其他女孩子一个都不见了。
    洗漱完毕，校园里已然满是朗朗的读书声。
    锐学组固然学的昏天黑地，其他学生也有被带起来的，即使是周末，也有很多人不放松要求。
    这也是杨锐的宣传使然，用他的话来说：高三挺直腰板做人，一辈子弯腰做驴。
    若是在30年后，这句话大约不是完全正确的。社会发展了，社会平均收入高了，只要肯卖力，初中毕业送快递做泥瓦工也能月入过万，在60%的高考升学率之下，读一个三本二本，毫无骄傲之处，这种分数名词，在82年连大中专都是奢望。
    但在80年代，社会可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
    全国最多的岗位就是做农民，全国一共10亿人，有六七亿是农民。这是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来说，他们是国内除了作家以外，唯一需要缴税的职业。
    80年代是没有个税的，工人不用缴税，事业人和公务员也不用缴税，他们都有国家发钱，只有农民，不仅要缴税，还要缴重税，工农业剪刀差使得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还没有一名工人来的多。若是遇到旱涝灾害，还有更大的经济和生命风险。
    简而言之，以农民作为职业，值得尊敬，却不是值得奋斗的目标。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的历史来看，“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直到2003年，这个用血手印“大包干”的村子，人均年收入亦不过2100元，同期全国城镇职工的年均工资为14000元，北京为24000元。
    拿着别人七分之一的收入，要说能过的快乐舒心，实在需要一副太好的身板和心思了。
    工人也不算太好的工作，当然，央企的工人是挺不错的，但从50年代起，央企就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入的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岗位是地方企业提供的，这些工人到了90年代，开始络绎成为下岗大军的主力。
    相比之下，早期的个体户的未来似乎更光明，但现状却是最惨的。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单位，就意味着要以个人的力量抵抗体制的挤兑，要熬过未来十年，还想熬出个样子，过的会比驴还辛苦。
    除此以外，80年代的中国还长期保持着数千万的待业青年。
    将历史从后往前看，自改革开放初期，想要未来过的好的路子很多，想要始终过的好的路子就很少了。
    在高三做一年的驴，绝对是普通人做驴时间最短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