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架子上的拿完了,再拿哪里的?”刘珊低声问了杨锐一句。
“从东边的拿起吧。”杨锐调整了一下,再次集中注意力。
他要赶在实验室重建完成的时候,做好新论文的准备,不过,与先前的赚钱论文不同,杨锐这次准备做的是纯粹的学术论文。
站在什么山头唱什么山歌,10年或者20年以后的北大,自然也是被金钱腐蚀的像是小商品市场的五金件一样,可在1983年,学术届仍然是非盈利机构,在这种地方,谈赚钱不仅不招待见的,还很麻烦。
就像是如今到中关村建立公司的中科院研究员们,便要面临拿着中科院的知识为自己赚钱的指责。
这种指责也不能说是没有依据,就是在国外,一家非盈利机构的雇员,也不能在受雇期间,或者刚刚结束受雇的情况下,在外开设一家公司,继续受雇期间的研究。
虽然有上层领导的支持,但中科院的相对独立性,还是令初期的陈春先等人惹上了很大的麻烦。与其说他们做了多少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不如说他们为后人的研究工作开拓了道路。
归根结底,早期的中关村并不是硅谷,仍然只是中国式电子一条街。
杨锐手里的钱,已经足够短期的实验室建设和个人开销了,加上又有按季度的不菲分红,他对赚钱的兴趣也下降了一个台阶。
所以,杨锐决定先做点不怎么赚钱的纯学术。
当然,不怎么赚钱只是现在没有金钱收益,不代表以后没有,而且,除金钱以外的其它方面的收益还是很客观的。
比如说名气。
做研究的,没有名气,终究是玩不转的。
在北大这种地界,需要的也是名声。
杨锐以前做的学术论文,无论是植物提取法,还是辅酶Q10的生产,都是偏于实际应用的。
而国内学术界,或者说,是大多数国家的学术界,推崇的学术研究都是理论性的,比如陈春先身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四大金刚,他做的最后一项学术工作是造了一台托卡马克六号,这是用来做受控核聚变的装置,用某位科学家的话来说,托卡马克有什么用?150年以内都是没用的。
但就是这种没用,让陈春先的研究价值大大提高了,因为超前啊。
不过,还是比不上霍金的黑洞研究,那东西至少1500年内没用。
杨锐正在准备的功能基因组相比以前,那是相当的理论和学术了,功能基因组至少20年内没啥实际用途,事实上,如果以80年代的眼光来看,功能基因组50年内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而之所以这么快就找到了用途,其实是因为投入超乎想象。
美国大牛汤姆斯86年提出了基因组学,诺贝尔得主杜尔贝克当年又在科学杂志撰文称,应该从整体上研究和分析人体基因组,于是,美国人在87年投入了1.6亿美元,到90年启动人体基因组计划,经费飙升至30亿美元,接着是英法德日中的陆续参与,光是超级计算机就花了不知多少钱。独立于公益项目之外的塞雷拉基因公司,甚至为此专门购买了当时世界第三大的超级计算机。
杜尔贝尔劝说开展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说辞,是攻克癌症。而为了攻克癌症,人类愿意拿出的经费,远超生物学家的想象。
事实上,自90年代以后的抗癌药品,大都是就基因层面来开展研究的,人体基因组计划,也因此获得了部分回报。
但在此之前,谁都无法料到这样的结果。
即使是汤姆斯和杜尔贝克也无法先知先觉。
杨锐可以。
顺着功能基因组学研究下去,自然而然的就是基因组学和人体基因组计划。
这就是又得名又得利的节奏。
参与基因组学的建立,那是何等的傲娇!这门学说是我参与创立的啊,就全世界范围来说,能够创立的新学说数量太有限了,单独的生物学就更少了。
人体基因组更不用说,20世纪末的生物学盛宴,有份参与的,履历上都闪着金光。
这样的机会,即使重生了,也就是这么一次,可以说,直到30年后,人体基因组计划仍然如明珠一般闪耀。
杨锐前世在实验室工作,既接触也参与过同类型的研究,不过,他当年能插手的,都是别人玩烂的题材,和现在的白纸一片,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本接一本的扫着期刊,杨锐的注意力也越来越集中,表情却是越来越开心。
钟志文看的那叫一个别扭:你说你要是看杂志看的合不拢嘴了,那是乐的,你看期刊高兴个什么劲啊,难道看着核苷酸序列,能看出笑话来吗?
钟志文无奈的看着有漂亮女生给做搬运工的杨锐,强迫自己低头看文献。
文献无比的枯燥,艰涩难读,偏偏他被富教授抓去做助手,不看又不行。
因为现在的学校人很少,没有研究生和博士生当顶梁柱,教授们做研究,就只能抓差讲师和助教,讲师和助教都不够用的时候,就只能抓差大四生了。
这对某些学生是极好的事,对某些学生来说,压力就太大了。
钟志文虽然非常难得的考上了北京大学,但他的基础并不好,读期刊很困难,尤其是遇到外文参考文献的时候,往往需要回头去查原文,进度极慢。
“红袖添香真是好呀,不管文献读懂了没读懂,装作很懂的样子就可以了,哎,也怨不得人家高兴。”钟志文默默的想着,却是看着杨锐发起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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