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祖他们是只有口供，录像带……”再想想现在还是严打，金言世咽了口唾沫，突然不想说了。
    谈论别人容易，谈论自己就太难了。尤其是刑事惩罚，还是相当有震慑力的。
    现实里的囚徒困境，许多人被定罪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消弭这种很低的可能性，某些时候，就像是用500万买一张彩票似的。
    那些漫天乱发的“定罪”短信，也是一样的原理，很多人明知道自己无罪，也宁愿消财“免灾”。
    前两天，金言世虽然因为朋友被拘捕而心情沮丧，但沮丧终究只是沮丧罢了。
    现在，当他自己面临同样的惩罚，甚至可能更厉害的时候，一股恐惧，顿时从心底泛了上来。
    “我打个电话。”金言世从沙发爬到电话跟前。
    老腿也醒悟过来，道：“我也要打一个。”
    一个小时后，金父匆匆赶回了家，问：“录像带呢？”
    金言世立刻放给他看，一会儿道：“他说是复制的。”
    “你们当时没看到摄影机？”
    “没有。”金言世和老腿同时摇头。
    “白痴！”金父再忍不住，骂了一句：“那么大的摄像机看不到？”
    “他们当时肯定是藏起来了，”金言世低下头，须臾，又道：“我们这是被陷害了。”
    “陷害不陷害，录像带不是都在？让你得罪人，你要是不找人家麻烦，人家能陷害你了？”金父也是气的要死，为了把儿子摘出来，并让徐鹏祖顶罪，他把自己的关系用的精光，大饼也不知道画了多少个。
    刚刚歇下来，又有这么一个要命的录像带送过来，金父顿时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说实话，这种感觉是让他更生气的。
    金父处于沉默当中，金言世则是各种不安，一会儿道：“这怎么办？咱们能不能找人把杨锐手里的录像带拿回来。”
    杨锐等人也是做了笔录的，金言世因此知道他的名字。
    金父粗重的喘了两口气，道：“杨锐是北大的学生，上过报纸，认识一些人，和外国公司的关系也好，你以为能白拿回来吗？他给你，肯定是想要什么的。”
    “想要什么？”
    “我怎么知道。”金父怒气上头，很快又平息了下来，和两天前的愤怒比起来，他现在还算是平静。
    毕竟，对方把录像带送过来，而非交给公安或媒体，本身就说明有所求。
    有所求就好。金父暗想，再看一眼局促不安的儿子，心想：此间事了，一定要把他送走。
    下午。
    金父联络了陶天养，他知道杨锐认识这名公安部的老处长，也通过后者联系杨锐。
    当天晚上，杨锐约了景存诚，一起来到南锣鼓巷的爆肚店。
    与金父的忙忙碌碌不同，第一天发生状况的时候，杨锐准备的充分，却没有用多少力。
    这就是准备充分的好处了，他身边有香港人李章镇和英国人弗兰奇作证，保龄球馆方面的供词也偏向于他，除了请陶天养出面，他用不着费多少事，差不多秉公执法，不要黑白颠倒就可以了。
    他甚至都不用把录像带拿出来，就大局已定。
    杨锐本来就是把录像带当底牌的，毕竟还是1984年，没事拿一个摄像机拍下全过程，还是容易让人多想。
    相反，金家为了把金言世摘出来，却是用出了浑身解数，金父差不多将能用的关系都动用了，哪怕是关系不错的徐家和安家，也与金家闹的不可开交，差不多撕破了脸皮。毕竟，金父是要徐鹏祖和安宇轩顶罪……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金家势大，金父是中字头的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的总经理，但以势压人，总归是很费力的事。
    如果金父只是找人减刑轻判，杨锐也就随他去了，终归就是一场意气之争。
    但是，金父找人给儿子顶罪的行为，却让杨锐有了别样心思。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金父找人做有利供词可以说是一鼓作气，躲开了抢劫之类的大罪名，找人尽量减刑就是再而衰了，找人顶罪可以说是三而竭，很勉强的才做成。
    杨锐这时候再拿出来录像带，再请景存诚出面，却是第一次击鼓用力，面对筋酥骨软的金父，却是势如破竹。
    见到景存诚，通了名，金父仿佛气力全消，心里憋着气，口中平静的问：“你想怎么样？”
    他所在的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虽然是中字头的，实力和排名却比中纺弱了一个数量级都不止，其本人虽是部级待遇，但却比不上景存诚的资历背景。80年代的老干部何其多也，这些年届60岁的军转干部，个个都有军功章在身，转做文职以后，又经历了多次运动，有的职位高了，有的职位低了，能量大小，却不能纯以职位头衔来定。
    而今的北京城里，景存诚仍然可以说是旭日东升，金父却已垂暮，更别说他本就理亏，各种人情还在冷却当中……
    景存诚与杨锐沟通过，此时替他说道：“我们吃了亏，自然是想讨回公道。”
    金父皱眉道：“几个孩子都要判刑了，还不够公道？”
    景存诚嗤之以鼻：“你儿子不是好好的在家呆着。”
    金父脸色一变：“你们别欺人太甚。”
    “是被抢了2000多港币的欺人太甚，还是抢人的欺人太甚？”景存诚也看了录像，这时候说的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