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30年后，重点大学稍微正常点的教授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本人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竞争，训练学生的学术能力还是手到擒来的，二本的研究生导师稍微困难些，但只是安排训练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北大清华之类的顶级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就更厉害了，进行多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千人计划”虽然备受诟病，但也确实为后进的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海外牛人，这些人在世界范围内或许不一定是顶级的，可相对于中国本土近亲繁殖出来的学者而言，也算得上是一缕新鲜空气了。
    但在80年代，那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算年龄，如今的40岁左右的副教授，50岁左右的教授堪称年轻了，但40岁的人在40年代出生，50年代读书，60年代读大学，那个时候，教学秩序已经彻底被打乱了，究竟能不能学到本事，或者说，究竟能不能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科研进展，基本全凭自学，效率低下。
    五六十岁的教授的经历也很困难，他们二三十年代出生，在战争年代长大、读书，接着就面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在专业技术方面，这些学者得到了充分的机会，无数的新建工厂，技术改造，修桥铺路等方面的工作，让差不多的大学生都有独当一面的机会。然而，基础科学并不只有技术，而学术的高要求往往更隐蔽，等他们打牢了基础，人到中年，开始焕发学术春天的时候，学术土壤已经酸化了。
    现在的北大，好一点的教授，如唐集中之流，读书的时候去西南联大，建国后访问苏联，又在过去十多年里维持着起码限度的科学研究，这才能勉强留在世界主流科研世界里。
    不能坚持的，没能力自学的，或者运气不佳的，大多数只能在国内的科研小圈子里玩了，偶尔做一点世界一流国内空白的重复性研究就沾沾自喜。
    如果是文史地理这种埋故纸堆的研究，数学物理之类的纯理论研究也就罢了，生物这种用钱堆出来的自然科学，永远只能给少数人以机会，贫穷的中国如此，富裕的中国如此，金山银海的美日欧亦如此。
    至于刘院长之类的政工干部，判断论文好坏，差不多就靠数页数了。
    只有少数十几名教师或研究员，能够认真的将杨锐的论文读下去。
    这也就是在北大了，换一个地方院校的生物系，说不定连订阅《Cell》的钱都能省下来，反正也没人看，还不如多订几份《人民日报》使人开心颜。
    杨锐没什么压力的坐在了桌子上，论文已经发表了，对他来说，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是锦上添多少朵花的区别了。
    此时的五四篮球场，气氛开始变的怪异起来。
    一方面，才结束不久的篮球赛，释放了大量的荷尔蒙和臭汗，留下了心情尚未平复的数百名学生和激荡的气息。
    另一方面，被桌椅板凳围起来的空旷篮球场被好奇的人群填补了起来，人挨着人，人挤着人，却安静的像是在考试似的。
    尽管刚刚还在为肌肉的力量而欢呼雀跃，但归根结底，学生们最信奉的还是脑力。
    北大学生都是知识的获益者，如果有一宗知识神教，那北大学子即使不是狂信徒，也是虔诚的信众。
    沉默的环境不仅不让人难受，反而激起了学生们浓烈的好奇心。
    “能给我一本看一下吗？”一名学生挤了进去，打破了寂静。
    “胥岸青？恩……这里还有一本。”杨锐将单行本塞给他。
    胥岸青轻轻道了声谢，垂头细看。
    篮球场重归寂静，只有风扫过球场的沙沙声。
    像是富教授一样，胥岸青也想知道双方的差距有多大，他迫不及待的翻开论文，目光凝视了几秒钟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rui yang”，继而就快速看了下去。
    作为高考省状元，胥岸青的路走的比绝大多数人都要顺，就学术而言，大一加入理查德实验的他，可以说是走在了所有北大学生的前面。
    和其他任何一个资源密集型行业一样，学术界亦是强者强，强者愈强的世界。
    最好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能够得到最多的资源，最多的资源能够获得最多的成果，最多的成果反过来刺激更多的投资。
    同在北大，普通学生通常到大三大四才接触到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一两年时间，他们要拼尽全力，才有可能刷到想要的paper（论文），而论文的水平，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加入的科研小组的水平。
    常青藤大学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因为他们能选择最优秀的学生，而是因为他们能提供最好的教育，从而将最优秀的学生与次优秀的学生拉开更大的距离。
    胥岸青已经得到了差不多是最好的条件，如果……如果理查德实验室发展顺利的话，他就等于一手拿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留学资格，而在生物学界，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毕业生毫无疑问的可以争取最好的机构或公司，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和薪酬待遇。
    哪怕最终没能称王称圣，胥岸青也可以很轻松的成为生物科学界的金领阶层，不想在美国呆下去的话，国内诸多大学与研究机构会高唱着“北京欢迎你”接他回去，顺便双手奉上几十上百万的安家费，一并每年上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任君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