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摸着脑袋笑道:“侥幸。”
“确实侥幸。”蔡教授这一次把表情放严肃了,道:“这一次是让你给做成了,咱们自然可以笑呵呵的回忆一下过程,但你就没想过,自己做失败了会怎么样?”
会议室里重新陷入了沉默。
混日子的科研可以很轻松,渴望成功的科研却可以变的很残酷。
某些时候,向着成功奔跑,意味着进入残酷到令人无力的世界。
而最普遍的残酷,就是科研经费的残酷。
没有科研经费是做不了科研的,这一点,经历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科研人员们,心里都清楚。当然,在政府的宣传中,的确是有一些科研人员,用很少的经费,做出了很大的成果,但那就像是彩票中奖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是有可能的,却永远是无法保证的。
10年前,北大的陶其敏教授,之所以在自己身上试打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无非是弄不到几十万一只的大猩猩。而之所以需要试打,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乙肝疫苗,只需要最后一步的试验,就能制造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疫苗。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得到那只大猩猩。
很难想象,陶其敏教授是在何种心情之下,选择了给自己注射。绝望?也许太沉重了,但希望,又实在太轻松。
这或许不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决定,但也肯定不是一时冲动。因为陶其敏有两个孩子,她将此事告诉了两个孩子,只是“两个孩子还小,啥也不懂”。
不是别无选择,没有人会冒着终身传染病的风险,给自己来一针的。
至于当时的管理层,没有给陶其敏所需的大猩猩,或许也是理由充沛的。也许是忙于他顾,也许是能力不足,也许是不信任陶其敏的临门一脚……
既然世界顶级球星也可能踢飞点球,研究员临门一脚失败,也不足为奇。
失败的理由千千万,却只有成功才会得到赞誉。
成功的杨锐,会得到发表论文到《细胞》的机会,失败的杨锐呢?
“提供给你资金的这家华锐实验室,有没有提出什么要求?”蔡教授理所当然的做出猜测,并道:“有什么难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帮你解决。”
会议室内诸人纷纷点头看向杨锐。
“只是正常的科研合同,对方看中了我做的辅酶Q10的技术,于是提供资金给我,所幸做的不错,于是有了第二笔资金。”杨锐毕竟年轻,又处于成功的兴奋中,与蔡教授等人的感触并不相同。
唐集中以为他是抹不开面子,忙道:“杨锐,蔡教授是学部委员,就算是商业合同,他也能帮得上忙,你有困难就说出来。”
王永也道:“我们都说,不能流血又流泪,你做出了成果,这是好事,对方也是投资,不要觉得亏欠他们。”
他们觉得杨锐是轻描淡写。科研竞争岂是请客吃饭,看看理查德就知道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全球前10的大学,在生物方面的排名几近顶峰,但就是这种顶级名校中的教授,亏掉上百万美元以后,也彻底消沉了下去。
对于杨锐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任何资金提供方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例。失败了固然惨不忍睹,有时候胜利了都会惨不忍睹。
好像鸩酒一般的资金提供方案,普通国人尚不了解,在座的教授们又怎么会不了解。
蔡教授再道:“你不要有顾虑,你是我们北大的人,北大不会让你吃亏的。”
“谢谢蔡教授,确实是不错的合作方案,而且现在是成功了,没有后遗症。”杨锐略有些感动。
蔡教授能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确实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虽然在《Cell》的论文发表以前,各种难题依旧存在,而北大并没有如此郑重其事的提出来,稍显势利眼,但杨锐却很能理解。
因为在论文发表以前,在研究成功以前,有的人明知道是毒酒,也宁愿喝下去的。
喝下毒酒至少有了资金,至少能破釜沉舟,胜或苟延残喘,败或死得其所,总好过浑浑噩噩的任项目从手缝里溜走。
过去那些年,大部分的中国研究员都不分享研究成功的红利,比如著名的钱学森,造出了原子弹,获得的奖金总额是10元人民币,换言之,研究失败,他的奖金也就少10元而已。也就是进入了80年代以后,科研人员的下海潮,才给研究人员带来了胜利红包。
正因为如此,80年代初期的资本毒药并不受人排斥。
杨锐愿意喝下毒酒,是杨锐自己的事,北大管不着,也没必要管,甚至可以说,杨锐有本事找到毒酒,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多少人想找毒酒还找不到呢。
而杨锐现在做出了出人意料的成绩,蔡教授主动递上解药,不仅难得,而且称得上尊重他的选择。
唐集中又仔细问了杨锐有关合同的细节,都被杨锐一一作答,当然,他的版本是参照自己与黄茂等人签署的合同来说的,属于后世略显苛刻,现在略显宽厚的合同范本。
蔡教授等人仔细听着,几名与老外打过交道的教授也提了建议。
这一段说完,会议室又渐渐安静下来。
杨锐打量着两侧,心想:看来是要解开谜底了,不知道蔡教授集合了众人,是想做什么。
最可能的是合作再做克隆突变基因分析钾通道的项目,杨锐他们做出来了一个,但决定钾通道的基因又何止十个百个,头几个做下来的,十有八九还能上顶级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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