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进入中国的外资标杆企业，可口可乐在最初几年经历的风波，总是与中国政坛息息相关。
    1978年，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签订4天以后，中美双方正式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师级外交关系”。
    1982年，可口可乐在北京各大商场，做了中国现代市场上的第一次卖场促销，北京各大报纸发音强烈，《内参》频发，继而有了陈云的批示。
    1983年，刚刚过去的“咖啡因风波”则是让小郭、肖经理，以及众人不安的主要原因。
    因为东北某研究所给小白鼠喂食可口可乐后，小白鼠出现兴奋现象，一些地方卫生部门以“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不允许可口可乐在市场上销售。这次事情闹的很大，一度让可口可乐有打国际官司的冲动，但最终，这家跨国企业还是以中国思维，通过中粮解决了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口可乐综合了数十个国家的数据，提供了数百份的证明文件，证明咖啡因来自一种cocacola的植物本身含有的咖啡因，并非人工添加，其他国家并不禁止咖啡因，而中国的茶里含有的咖啡因超过可口可乐好几倍……
    整个过程，对可口可乐来说，并不比一次国会质询容易。
    现在，杨锐再次提出健康问题，不禁令人怀疑，这是有人授意的？还是一次偶发事件。
    ……
    第505章 我家的实验数不清
    “这个……杨锐同志，你说这个话，有依据吗？”前排的中年人思索片刻，就问了出来，又道：“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中粮北京研究所的，常世辉，副研究员，我回忆了一下，最近没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呀，不知道是不是错过了。”
    他的语气沉了一些，略有质问的因素，显然是准备来一场大讨论了。
    在场诸人大多与可口可乐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眼神里也都是跃跃欲试。
    只要将讨论范围局限在学术范围内，那就算是惹到了谁，也没关系，怪只怪你们找的人学问不精。
    相反，如果能用学术方式解决政治问题，想必可口可乐也不会吝啬于一些付出。
    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可口可乐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大方的。
    杨锐没有想到还会有政治问题，他只是单纯的考虑，不要说出太超前的东西。
    稍一思索，杨锐既道：“依旧的话，首先从碳酸饮料的成分说起吧。排在首要位置上的是热量，一瓶可乐含有150千卡的热量，这可能引起肥胖问题。”
    严正以待的常世辉愣了几秒钟，噗的笑了出来：“热量？我算一下，150千卡就是大概……三四十克的白糖的热量，一个月喝一瓶可乐算多了吧，三四十克的白糖算什么？咱们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营养不足，不是热量过剩。”
    另有几个人也都笑了出来，如果所谓的健康问题是这样的话，那根本不算是问题。
    甚至可口可乐的小郭都笑了出来。
    杨锐没笑，淡定的道：“热量还能算平均？我今天吃了四碗饭，山区受灾的老乡一口都没吃，我们俩平均吃了两碗饭？我今天喝4瓶可乐，你一瓶都没喝，咱们俩平均两瓶？肖经理，你们可口可乐的主要销售对象是什么人？”
    “哦……主要是在中国的外国人。”这是政治正确的回答，写在文件里的标准答案。
    常世辉还在为杨锐的平均论不高兴，道：“你不要岔开话题，健康或者不健康，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能算平均，但你也不能盯着一个人看呀。”
    “砒霜的量小是中药，量大是毒药，你要说平均，你知道美国人可口可乐的年平均摄入量是多少？人均200升每年？肖经理，是不是？”杨锐询问似的看向肖经理。
    虽然不是什么机密信息，但在封闭的80年代，这样的数据不去查也是不知道的。
    肖经理显然知道，期期艾艾的道：“差不多是这样。”
    他刚才其实也有点轻松，现在又觉得没那么轻松了。人均两百升每年的数据张口就来，要说杨锐对碳酸饮料一点认识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谁没事查这些资料记在脑袋里？
    但是，如果杨锐对碳酸饮料有一定的研究，又持有不健康的认识，这就麻烦了。
    肖经理提前了解过在场每个人的背景资料，而杨锐的资料，可是相当的显眼。
    《Cell》不是大白菜，在场的三四十号人里面，估计只有十分之一接触过，还不一定是第一作者。
    这也就是在北京，而且是可口可乐的邀请了，哪怕换成是美国，比例也不会扩大多少。
    至于这些人的话语权，那更是可怕。
    因为你没有反驳的力量。
    两个闲人吵架，可以说来说去说不清楚，两名科研员吵架，能做评断的就很少了，许多时候，就要历史来评断。
    但是，当一名顶级期刊的作者持有某种意见的时候，大众往往只有聆听的份，当然，大众大多数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什么，但是，在切身利益相关的时候，听不懂也只能听，听不懂也只能根据权威的话来照做。
    经济学家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早在凯恩斯时代以前，经济学家就在实质上掌握了国家和普通人的钱袋子。加息还是减息？加多少减多少？印钞还是回收钞票？刺激经济还是债务重组，这些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决定，往往就是一两名，至多数名经济学家所作出的决定，在未知因素诸多的环境下，权威学者也许在频繁的出错，但他们的权威却鲜少受到质疑，因为用其他人的话，出错的可能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