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世辉不同意，道：“现在处关系有什么用，外国人才不看关系呢。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杨锐听的笑而不语，外国人当然是看关系的，就比如找工作这件事，与中国人想象的不同，大美利坚共和国的应届毕业生，一半以上的人是依靠亲朋好友的介绍找到的工作，在某些地方，这个比例高到八成以上。
    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之初都那么规矩，主要原因是对中国不熟悉，等熟悉了以后，看各家公司在泰国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那才是真的百无禁忌。这就好像是中国人初到朝鲜投资一样，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大巴车上的其他人，听着常世辉等人的讨论，也渐渐的有了兴趣，一会儿，就有人开口问道：“杨锐，可口可乐具体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对啊，说说，我们也参考一下。”有人开头了，其他人都积极的很。
    这种事情，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遇到的，大家对外企的条件也都好奇的很。
    常世辉亦是不自然地笑道：“就是，给给我们说说你拒绝了多少钱？”
    “不是我要拒绝，是他们没诚意。”杨锐解释了一句，接着又道：“最后开价是一万两千美元，再想往高谈，也谈不下去了。”
    “一万两千……美元……”这个数字，是常世辉设想的金额的小十倍，最难得的是美元。
    美元和人民币的官方兑换比是很低的，往往一美元在银行只能兑换成两三块钱。
    但是，与银行一墙之隔的黑市里，美元兑人民币，却往往能有七倍八倍的差距。
    这个兑换差，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林学院的老教授亦是傻眼了，问：“一万两千美元，为什么不答应！”
    他简直有点生气的样子。
    杨锐只好解释国外云云，奈何老教授全然不听，几乎是垂首顿足的道：“你说你有多浪费，一万两千美元，要做多少东西啊。”
    杨锐喏喏点头，基本是老教授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大巴车里的人一看，呦呵，还挺尊重老同志的……不过，大部分更在为一万两千美元喘气。
    常世辉忍不住问：“你想要多少？一万二还不同意。”
    “我也说不上，不过，一万二太贱卖了。”杨锐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道：“我现在的经费有空闲，正好可以做一个新实验，写写论文什么的，你们那边要是有合适的人选，推荐给我啊。”
    常世辉恨不得给杨锐的“贱卖”吐口唾沫，然而，谈话的主导权，早就落到了杨锐头上。
    与杨锐合写论文，对大巴车里的先生们来说，还真有点感兴趣。
    杨锐现在差不多已是JMC大批量组刷的程度了，而这样的论文，哪怕是第二作者，对大部分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也有诱惑力。
    杨锐一边聊天一边记录大家的联系方式，现在没有网络，想扩展社交圈，想拓展科研圈子，一半靠聊天，一半靠写信。
    不过，比起努力拍电报的舍伍德来说，抄写一点联系方式什么的，实在算不得工作。
    ……
    第509章 找合作
    一次前往可口可乐的参观，还真的激起了杨锐做项目的欲望。
    杨锐精心的选择着合作者。
    他脑海中的资料太多太多了，不光有单本的论文，还有大部头的专著，那别说是一个人做，就是十万个人做，做一辈子也是做不完的，更何况，这些资料都有年限，到期不做，实属浪费。
    常世辉首先被排除了，中粮下属几个研究所的研究员也被排除了，现在的行政关系是强关系，官方的影响力巨大，如果项目做到一半被官员喊停，那真是让人想对狗做一些不人道的事。
    杨锐细细的翻着自己薄薄的通讯录。
    后世人有手机，有QQ，有微信，大约已经将笔记本式的通讯录彻底放弃了。
    但在80年代，巴掌大的笔记本，是人手必备的。
    亲朋好友，故交旧时的联系方式，都要认真的记录在本子上，否则，真的会失去联络。
    而且，不像是以后的人，经常只记一个电话号码，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单位名称，找到单位，总能找到这个人，即使该人调走了，跟着档案，也总能寻到人，反而是电话号码不够妥帖，因为都是座机，电信局脑袋抽抽一下，或者单位的领导脑袋抽抽一下，就没用了。
    一辆大巴车上几十号人，半数以上来自北京各大农林渔牧系列的研究所，许多名号都是杨锐第一次听说的。
    这些人，也被杨锐给排除了。
    无他，农林渔牧系列的研究所太穷，即使是中科院下属的亦不例外。
    做自然科学的，没钱可以，有本事筹资就行，但穷是一定不行的。
    现在的研究所都穷，农林渔牧之流的研究所就更穷了，因为打秋风都没地方去，也就是可口可乐这种财大气粗的外企，急切的扩大中国市场，才会无限的扩大邀请面，他们要的是声援，不是真的需要学界。
    就杨锐目前粗浅的了解，农林渔牧方面的研究所，许多已经穷到发不起工资，报不起医药费的程度了，这意味着，一旦有合作项目，不仅参与的研究员会有伸手的冲动，其所在的研究所也会有伸手的冲动，而且理直气壮。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老婆孩子都到了看不起病，吃不起肉的程度，如果出门去，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要对研究经费保持敬畏和远离的态度，实在是太高的要求了，如果研究所的领导以集体的名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那对道德的要求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