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自己为此做出的准备工作，搜来的许多资料，杨锐表示很是无奈。
    蔡教授最是熟悉杨锐，莫名的一笑。
    杨锐被他笑的有些无奈，挪挪屁股，道：“代表团里，我想占个名额，最好能有个头衔，方便我和瑞典方面接触。”
    “这个你和外交部的人商量，做副团长都可以，总之，以你的需求为先。”乔公说话的同时，旁边的办公秘书就在速记，今天的谈话内容虽然不会公开，但都会记录在案的，就如起居录一样，随时可备查询。
    确定了此事之后，乔公又看着杨锐，笑道：“小杨同志也不要有负担，今年这个时机，其实是非常好的，前几年，84年吧，咱们中国代表团，到瑞典做国事访问的时候，瑞典的领导人就说，欢迎中国派遣各行各业的人才，与瑞典深入交流，后来我们就派了人去嘛。两国间的交往，就是这样，要你来我往，我们本来就是有相关的计划，只是我们以前更重视政治和经济上的交流，轻视了学术上的交流，现在补充一块过来，也非常好的。”
    瑞典作为中立国，是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关系较好的一批。瑞典本身就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81年的时候，瑞典国王和首相访华，也是西方国家中较早的。
    而且，整个80年代，中国和瑞典之间的高层互访很密切，合作也颇为深入，一些从美国甚至苏联都买不到的高精尖仪器，中国都能从瑞典弄到。
    在医药领域，瑞典的投资也是先于其他国家的，与日本相当，属于比较谨慎但令人欢迎的稳定投资商。
    乔公说的时机好，也是因为最近两年的来往很密切，光是部长级的代表团，互相都派了好几个了，再加派一个，或者加塞杨锐一个，确实是很方便。
    杨锐知道更多的还是民间的新闻，对于政界尤其是高层的新闻知道的不甚了了。
    反正，他知道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和西方都是蜜月期就行了。
    至于具体而微的地方，杨锐也就关心不到了。
    但是，对于乔公、蔡教授和朱院士等人来说，这个时机却是异常重要的。
    乔公紧接着亲切询问了杨锐实验室和项目的情况，看他说的顺畅了，笑问道：“看起来你想的很清楚了嘛，还有什么要求，就继续提出来好了，大胆一点，不要替我省着。”
    他说的如此大方，以至于做笔记的秘书都偷偷抬头，看了看现场。
    朱院士也趁机道：“杨锐，乔公都这么说了，你就放心提吧。”
    他太知道乔公，或者说上层对诺奖的态度了。
    当年国内获悉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奖之后，许下的条件比今天不知优渥到了哪里，若是能够得到一个原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的大方，或许会让某些西方国家相形见绌。
    这种大方是贯穿始终的，50年代的中国追逐杨振宁和李政道，70年代推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到2001年的时候，埃克斯篷在中国，还被问到，中国怎样做才能让自己的科学家而不是国外的华人获得诺贝尔奖——这已经属于病急乱投医的范畴了，埃克斯蓬的回答更加狗血和不负责任，他的建议是去中学，发现聪明的小孩，培养他们，给他们支持，在恰当的时间里，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恰当的研究条件，并且允许他们自由思考。
    埃克斯蓬显然不知道，中国还有中科大少年班这种强悍组织的存在。不过，换一个角度说，中科大少年班正是因为杨振宁的建议而成立的，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的观点倒是出奇的一致。唯一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根本等不及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起来。
    70年代末建立的中科大少年班，成员多是十几岁，他们的研究高峰要到30岁乃至于35岁以后才出现，获奖或他类高峰还要晚上个十几二十年的，换言之，2020年前后的中国人，才能在朋友圈里刷到成批量的少年班鸡汤，虽然也是同样一批人，就在几天前，还在批评中国的教育制度。
    总而言之，国内政府尤其是高层，对诺奖的渴望是无与伦比的。
    只不过，这东西以前从未落到过中国人头上罢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杨锐其实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对话，略作思量，又道：“我还想希望能将自己介绍给瑞典科学界，用比较隐蔽的方式。”
    他露出腼腆的笑容，道：“是我国外听来的，用我的理解，想得诺奖的话，候选人要像是魏晋名士一样的，将自己介绍出来。”
    他这么一说，乔公立即就理解了，道：“我明白了，你想要国内怎么配合？”
    “最好是能由政府出面，再邀请瑞典的一些科学家访问中国，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的话，我想他们是不会有所怀疑的。”杨锐说着停顿了一下，再道：“其实不以科研交流为目的比较好，也许可以采取医学交流的方式。”
    “请瑞典的医学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提高医疗研究和临床医学的水平。”蔡教授立即给予了补充。
    乔公点头给予认可，道：“可以。”
    具体到怎么做，自然是要杨锐他们下去沟通与推进的。
    两项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大问题确定了，杨锐就松了一口气，又说了几个小地方，同样得到认可。
    这下子，再傻的人也知道，乔公是全注押在杨锐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