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200人虽然没有认罪，但被认为证据确凿，而进入了审理程序。”
    另一名主持人的声音没有如此激动，但是同样持积极态度。
    第一名主持人发出盎然的笑声：“是的，瑞典的司法系统要忙起来了，将近900名嫌疑犯被确认，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你们能相信吗？这不止是瑞典的进步，这是人类的一次进步。”
    “瑞典的自2月以来的治安恶化，宣告结束。”
    “是的，瑞典的治安混乱局面，可以宣布结束了，先生们女士们，这是一个罪犯没有遗漏的年代，为什么？请看我们精选出来的录像，专用来解释，什么是PCR……”
    转眼间，电视屏幕上，就打出了硕大的字幕：
    犯罪的克星——PCR！
    只有900万人的瑞典，电视台并不多，居民经常都是收看附近国家的频道，比如德国或者法国的电视节目来看。
    但是，今天的瑞典电视台，却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收视率和关注率。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瑞典国内都徜徉着PCR的讨论气氛。
    而新增的案件，也确实大大的降低了。
    如果作案就会被抓住——犯罪分子并不明白PCR的原理，但是，照他们的思维模式来看，如果犯错有可能被抓住，那就值得犯错，可要是作案就一定会被抓住，作案的意义就失去了。
    警察们也因此能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旧案上。
    大量的积案被破获，而且，随着PCR的运转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嫌疑犯被确认，仅仅是监狱内的罪犯，被加刑的就不在少数。
    瑞典原本就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富裕国家，相比美国这样的混乱大国，瑞典未能破获的案件，主要归咎于两点，没有线索或者证据不足。
    而PCR所解决的，正是这两个问题。
    瑞典有相对充足的警察资源，相对少的恶性案件，当PCR的作用发挥起来的时候，其产生的边际效益，在短时间内就爆发的令人陶醉。
    随着时间的推移，PCR实验室的工作压力，也迅速的从实验，转向了应付大量的参观者。
    杨锐由此从实验室一线脱离了出来，但休斯顿等人依旧奋斗在PCR仪旁边。DNA鉴定的结果是要用于司法程序的，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人为错误是要尽量避免的，新培养出来的实验员，还远没有到能自由上岗的程度。
    相比之下，杨锐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应付参观者方面，倒是轻松许多，可休斯顿等人依旧感到很不好意思。
    “你原本是来瑞典做考察的，结果变成了繁忙的工作，真是抱歉。”休斯顿不止一次的提起此事。给别人添了麻烦，这在瑞典文化中是大事。
    “能让PCR发挥作用，我总归是愿意的，耗费一些时间，也是没办法的事。”杨锐心里乐意的不行，换成别的诺奖学者，要想请瑞典科学家来参观自己的实验室，非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不可，招待起来更是靡费——不光是费用上的，更是时间上的。
    杨锐此时却是简单的不行。PCR实验室放在了斯德哥尔摩警局，来访的宾客首先要被警察局筛一轮，又因为PCR实验室是斯德哥尔摩大学合办的，于是又要被斯德哥尔摩大学筛一轮，最后剩下来的，小喽啰就很少了。
    而在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中，总共有三个步骤，第一是提名，这里面除了瑞典的六所大学的教授之外，还有多所国外的大学，以及历届诺奖得主，在这一步，算是国际化的。
    但从第二步开始，就是纯粹的瑞典化的。
    第二步是诺奖委员会筛选被提名的科学家。这支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基本就能决定诺奖的大部分归属了。不过，真正的决定权是握在由数百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手里，这些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是瑞典科学家，他们代表着最终决定。历史上，五人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被评审委员会打回去的不少，事实上，几乎每年都是要撕一场乃至多场的。
    五人委员会角逐出一个名字，评审委员会打回去，五人委员会再角逐一个出来，评审委员会再打回去。
    不管这两个步骤循环多少次，做出决定的，都是瑞典科学家。
    这是诺贝尔留给瑞典人的最大遗产。诺奖的运营方式，也使得瑞典科学家，在世界顶层科学界中，总是享受着特权地位。
    就像是现在，杨锐也得非常耐心的为来访的瑞典科学家，介绍他的PCR实验室，换成来的是美国人，自个儿撒尿玩去吧，没空管你。
    成名比较久的科学家，或者是多次成为诺奖候选人的科学家，在如何面对瑞典科学家的问题上，往往需要多做思考。
    杨锐仗着自己年轻，又是新闻人物，就少了许多顾忌。
    事实上，他原本也不需要太多的操作，他就坐镇PCR实验室，自然有无数的参观者来访。
    休斯顿看到这一幕，却是心生感激，他太知道顶级科学家的时间珍贵了，眼瞅着杨锐陷入到了接待参观的热潮中，不免心焦的道：“杨锐先生，不如我们再多找几名研究员，免得耽误您的事。”
    杨锐心想这就是我的事，口中道：“现在的工作太多了，你多找几名研究员也好，如果能忙得过来也好。”
    他倒也愿意缩减一定量的接待次数，反正见到的人数已经够多了。
    休斯顿感激之余，就去学校招募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