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的教授连大白菜都不值，但教授的职称本身，是能长白菜的。
    杨锐兀自摇头，道：“10个教授的职称我不稀罕，北大弄不到，我就想别的辙，不能让人把我的脊梁骨戳破了。”
    普通的副教授，想评一个教授的职称是很难的，不说那些硬条件是要多久才能达成，就是名额一项，都要把人给卡死了。比如有的院系，总共就12个教授的名额，那就得等退一个，才能有一个，而在等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人做出了成绩，熬出了心得？
    要是在地方大学，这种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重点高校里的教授就相当难评了，不是条件特别硬的情况，普遍要到五十岁往上才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个五十岁的教授，只要10年就能将名额让出来了，若是给35岁的年轻人的话，他能熬25年之久。
    其实不光中国这样，国外的讲座教授更熬人。比如康德，三只大犇拢一起的哲学家，就想要一个哲学教授而不得，生生熬到了46岁，康德才拿到了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教授职称。于是，接下来的十年，康德一个字都没发表，愣是潜心研究去了，最后还真让他给铸就了批判王座。
    80年代的中国高校的职称，比后世的职称还难得一些。这主要是有两方面的挤压，一方面是回城的教授恢复了职务，他们要继续发挥光和热，就要继续占据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渐渐回来了，81年82年出去的早期留学生，还有84年85年出去的短期留学生，纷纷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康庄大道，其中较有资历的，自然会得到高阶的职称。
    像是韦兴思之类的文凭较高的海龟，占一个教授的位置，谁都说不出错来，因为人家留在国外都能拿个类似的职务了。
    种种矛盾之下，最受伤的就是中层研究人员。
    他们的政治能力偏弱，学术能力也偏弱，不得不按资排辈的等位置，运气不好的，会被接连插队以至于退休都拿不到正高职称。
    杨锐并不愿意侵害这部分人的利益。
    倒不是他的心肠变软了。从杨锐的角度来看，如果是科研世界的话，靠按资排辈而升职的研究员，能不能活下来，活的怎么样，并无所谓，他们无非就是高阶劳动力罢了，不去污染正高职位才是价值所在。
    然而，大学并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它还肩负着教育职能，而这部分只能，向来都是由中间水平的教师们来承担的。
    像是杨锐这样的顶级学者，自己的科研都忙的要死，哪里有时间去管普通学生。
    最终，普通学生能够得到的常规教育，都是由中等水平的教师所提供的。
    为了几个名头，抢他们的荣誉，杨锐还不至于。
    这份礼，得有上面的人拿出来。
    刘院长其实早知道杨锐的想法，但这不是他能做的，想了想，道：“杨锐，你这个要求，上面肯定很为难的。”
    “我又不止这么一个要求，他们为难的时候多着呢。”杨锐无所谓。
    “你如果真决定了，我帮你去和教育部要，但你可想好了，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了，到时候别怪分到的经费少了。”刘院长想将杨锐一军。
    杨锐嗤之以鼻，道：“我只怕功高盖主，他们拿不出经费，老实说，部委的经费，我看不上。”
    做研究员的，功劳至高能到什么程度？
    照刘院长想，只有拿到诺奖才算。
    那么，杨锐能拿到诺奖吗？
    刘院长看着杨锐，心里乱糟糟的说不清楚——杨锐真能做到这一步吗？
    第1354章 普法教育
    “老刘，又去护国寺了？”
    “哎，家里人就爱吃这个，我能有什么办法。贵是贵，也只能给买喽。”刘炳贤熟练的扬起手里的袋子，展示了一下。
    在街坊邻居中间，他家的条件是比较好的，不仅夫妻两人都有工作，大儿子初中毕业也在伯伯的照顾下进了厂，每个月拿47块钱的工资，7块留自己手里，40块交家里，给了刘炳贤极富裕的感觉。
    这年月，家里能有一个人口工作，就能生活的不错，两口子双职工的家庭，生活水平会明显高上一截，儿子也工作的，在附近的三两条街坊巷子里，是极少见的。
    为了说明自家的好条件，从去年开始，刘炳贤就每周至少买一次护国寺小吃，每次都要提着它，摇摇晃晃的绕大半个巷子，宁可食物冷掉也在所不惜。
    街坊都知道老刘的习惯，也不揭穿，就是随口问上一句，笑嘻嘻的说了句“生活好”，就要给关门了。
    “老周等等。”刘炳贤把人给叫住了，喊：“老周，问你个事，听说你们普法小组最近经常行动？”
    “怎么？你想去？”老周上下看了眼刘炳贤，有些不相信。
    86年是一五普法的元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自上而下的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普法运动，虽然依旧未能达到完美的效果，但是，若将20年后甚至10年后的情景与现在相比，已经是很大的一种进步了。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普及方式，京城的普法宣传是搞的最好的，不仅有大学的学生义务上街做法律咨询，介绍法律法规，城区内的各个街道办，也要做各种宣传活动。写黑板报，大字报，发普法小册子，真人上门宣传，或者在街口巷口设立普法工作站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