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人家都知道看上诺奖名头呢,你知道诺贝尔奖到了国外有多大的能量?咱们能不能做成技改,能改成什么样子,最后说不好,就是杨锐帮不帮忙的事。”
张厂长说的很实在,让反对派的董厂长也无话可说。
董厂长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反对技改,工作不可能不升级的,但是,传统上的国企,是要将每年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的,而当工厂需要更新生产线或者设备的时候,再打申请向轻工局或机械局等主管单位申请,批下来了,也不是工厂就能拿到钱,还是有专门的装备科乃至于部委的装备处来负责。
若是像华北药业这样,需要动用外汇的,牵扯到的单位就更多了,外汇局的额度得要下来,外贸部和外交部说不定也要插一脚,对于没有外贸资格的企业来说,他们是无法控制自己最终得到的是什么设备的。
简而言之,一支外贸团派出去,买回来什么,厂子就用什么。
在华约还兴盛的时候,这样的业务还简单一些,苏联老大哥的装备傻是傻了一点,毕竟是皮实耐用,型号什么的也简单,价格也是固定的,加上打了多年的交道,有时候还能买回指定的设备。
就是苏联货不喜欢,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东德这样的华约国家,也能提供不错的设备。
然而,87年的世界,早就不是中国的国企人熟悉的世界了。
尤其是张厂长董厂长这一批老国企人,他们熟悉的苏式装备早就被淘汰多年了,技术改造的方向,早就朝向了东洋和西洋,但是,相比华约国家的交易,与日美欧的国家交易,就复杂的多了。
仅仅价格的变化,就不止有讨价还价的环节,有些时候,贸易代表团为了谈判的顺利,还会牺牲一部分利益,换取另一部分利益。
比如说,为了顺利卖出国内的某些商品和原材料,国内的外贸团就愿意在装备采购方面略略松口,坏心思的想,相比前任给国家赚到了更多外汇是政绩,买新设备花多少钱是没数的。
甚至,有些时候为了谈下来某些国家重点装备,外贸团还会牺牲非重点装备,有意让外方赚一点,其实就是挪东墙补西墙,补贴了预算卡的比较紧的重要装备。名义上,以较低的价格谈了下来,为国家节省了XX外汇,实际上,就是非重点装备的采购企业吃了亏。
就宏观上来看,甭管是外贸团、外汇还是国企,都是国家的,外贸团有灵活组织资源的资格和必要,但是,从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的角度来看,你牺牲我来成全别人,你问过我们全厂老少爷们没有?
华北药业的技改装备要是跟着杨锐的团走,资源分配只是最基础的,事实上,整个华北药业的未来,都是与接下来采购的装备挂钩的。
无论是张厂长这样主张全面换新的改革派,还是董厂长这种土洋结合的保守派,何去何从,都要看最后买回来的设备是什么样的。
同样关心此事的还有胡秘书。
他翻着杨锐递给自己的计划书,心里的震惊都快要压不住了。
从根子上说,胡秘书其实并没有将产业资讯委员会放在心上,只是乔公吩咐了下来,他就给安排了,殷勤大部分是给予诺奖得主的,而不是杨锐本人的。
胡秘书揣摩上意,觉得给杨锐的安排,更多的也是尝试。
不是对制药或者化工企业的尝试,而是对国企的尝试。
这其实就是80年代后期的主旋律。
国企将死——这种意识,在86年以前,也就是七五计划施行之前,还不是太明显,但是,进入86年以后,就越来越明显了。
改革开放之初,国企的状况其实是蛮不错的,许多工厂都是三班倒的开工着,一些景气的厂子,比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化肥厂之类的,厂长批条简直能当钱用。
但是,国企的衰败也是异乎寻常的快。理由万万千千,结果都是向着横死去的。
前几年,国企的状况虽然引起了上层的关注,但是,担忧的情绪并不重,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都在尝试着对国企的挽救,股份制被提了出来,大包干的政策被执行了下来,上缴利润也变成了收税,党委书记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厂长制或者一长制更是闹的风风火火,甚至国外的经理人也被引进来了,在武汉做起了改革先锋手。
然而,所有这些措施,全部可以说是失败了。
如果说国企是病人,改革是医疗手段的话,进入86年下半年,现有的医疗手段已然用尽,病人被宣告死亡,几乎是逻辑上的唯一答案。
国企将死!
以21世纪人的观点来看,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似乎也无关紧要,但在86年,却是严重到动摇国本的程度了。
按照改革开放的最初设计,这个国家是不会有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的,换言之,改革开放在企业层面,改革的就是国企,开放的就是国企,激活国企而提振经济,是改革开放的最初计划。
而今,国企竟然连呼吸机都用上了,要说不焦急,那都是假的。
从胡秘书的角度来说,请杨锐做产业资讯委员会的顾问,就是多试一种医疗方法,怎么说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既然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说不定就能弄出什么灵丹妙药呢?
这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可是,杨锐竟然真的拿出了一把丹药,煞有介事的说,我能救活几匹马的时候,胡秘书的想法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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