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短的时间，并不足以令投资人感到安心，无论是私人投资人，还是“机构”投资人。
    比起“著名科学家”来说，国家名片受到损失，是更加不可接受之事。
    例如韩国曾经的“国民科学家”黄禹锡，日本的美女科学家小保方晴子，苏联的李森科，带来的已不仅仅是丢脸了。
    杨锐的年轻，很自然的带来了相应的忧虑。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让杨锐参与人体基因组计划，反而是件好事。
    如果是科学院的管理时代的话，杨锐说不定就真的要被派遣去参加人体基因组计划了。
    倒不是说人体基因组计划有什么不好，杨锐始终都在表达对该计划的支持。但是，参与计划和主持计划可是两个概念。
    人体基因组计划是真正的国际化的科研计划，想要在该计划中崭露头角对杨锐来说很容易，他也已经做到了，但是，要想主持计划的话，很多时候还要看你带来了多少资金。
    达尔贝科就曾为了经费而往返日本，英国人桑格仗着两个诺奖和英国政府的全面支持，愣是划江而治做了人体基因组诸侯，如果杨锐只是带个人去参加该计划的话，最多就是在整个路线中，分一个实验室的项目，别说起到什么关键作用，能有千分之一的工作量，都算达尔贝科给面子。
    杨锐辛辛苦苦的争取诺奖，可不是去做高级实验狗的。
    先做“克隆羊”，是杨锐仔细思量过的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的，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项目。
    他的规模和学术价值自然是不能和人体基因组计划相比，但是，影响力却是丝毫都不逊色于其。
    没有听说过克隆羊多莉的人也是不多了，不知道克隆的就更少了，由此衍生的影视作品，足以让最稀烂愚蠢的白痴知道这两个词，至于他们理解的是否正确，那就是另一件事了。
    获得诺奖以后的第一个大项目，就像是要打响的第一枪一样，理应干净利落。
    87年的人体基因组计划可还处于筹款和前期准备状态中呢，按照历史，要等到90年的时候，才算是正式启动。
    杨锐可不想陷入到漫漫无期的泥淖中，埋首20年，然后等40岁的时候被人称赞一声工匠精神。
    真把生物学家当细胞装配工用了吗？
    “克隆项目是我认为最适合中国科学界的大项目。华锐和离子通道实验室都曾经组建过的克隆组，做了牛胚胎移植的海淀遗传工程实验室，所做的各个项目，都可以看做是克隆羊的前置项目……”杨锐坐在乔公面前，语气舒缓，姿态稳重。
    “所以说，克隆项目，就是你在瑞典提出的大项目？”朱院士坐在旁边，算是乔公的学术翻译官。
    杨锐点头，道：“要做克隆，‘胚胎移植’是必须攻克更可以看做是必须要完成的前置项目，因为克隆羊本身就是将更换了细胞核的胚胎，移植到另一只的体内去的。我们拥有世界上，胚胎移植成功率最高的团队，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努力练习、研究并投入巨资才得到的。这份优势，比世界顶级的实验室，也就快出两年左右的时间，也是少数我们国内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域，很适合进一步的开发。”
    克隆羊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最低的部分在于细胞核的替换，而没有人希望将好容易通过筛选的胚胎，在移植期间损失掉。
    可以说，杨锐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不仅没有被世界级的遗传工程实验室拉开距离，反而是拉近了距离。
    单就胚胎移植的成功率来说，杨锐手底下的海淀区遗传工程实验室，还是遥遥领先的水平。
    “但是，克隆必然会带来相关的伦理问题。”朱院士继续发问，从而让乔公能充分的了解到状况。
    杨锐道：“生物学涉及到了生物和人本身，原本就会涉及到很多的伦理问题，它是一把双刃剑，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动物克隆的技术开发，已经积累了半个世纪了，我国早期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就是这个方向的开发者之一，而且，低级生物的克隆早就出现了，只是没有引起太多的话题而已。”
    停顿了一下，杨锐又道：“现在其实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我不做这个项目，几年以后，美国人英国人或者日本人，也会做出来。实际上，就我所知，美国至少已经有三个实验室在研究克隆，进度最慢的，距离哺乳动物也不超过10年。难道说，十年以后，我们要靠外交部去谴责他们吗？”
    朱院士和乔公都不禁笑了出来。
    “克隆能够带来的好处，比它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要多的多。就我看来，克隆的伦理问题，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争取它的好处，才是价值所在。”
    “哦，说说看。”乔公道。
    “第一个，医疗用途。克隆哺乳动物并不是简单的克隆一种动物，他代表的是克隆技术的整体性的发展。而医疗上，要想做到细胞克隆或者器官克隆，先得完成动物克隆，除非斩掉一个重要的医学分支，否则，克隆在医疗上的价值会越来越高。”
    杨锐看看朱院士，又看看乔公，再道：“第二个，农业上的价值，良种植物和良种牲畜，它们的普及率，以现在的速度来看，太低了。胚胎移植的技术只能解决初级问题，成本还非常高，完全不能与克隆技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