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10年代骂射电望远镜的都是傻黑粗，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网络的重视程度，只能勉强说是压力。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报纸的影响力可不容忽视。
    既然主流媒体提出了意见，那杨锐就不能轻视它了。
    就在最近几年，有多次的所谓国民大讨论，其中既有“大学生救老农值不值得”的社会问题，也有真理大讨论的政治问题。不谈背后的推波助澜，媒体尤其是纸媒的力量不容忽视。
    无冕之王做二逼之事的时候，可以毫不犹豫的扒光了扔出去，因为他们光着身子没有王冠。
    但是，当他们的问题得到了主流认同的时候，其人头顶虽无皇冠，却有黄袍加身的影响力。
    杨锐可不想做与主流舆论对抗的科学狂人。
    这其实也是国民科学家与外卖学者的区别。
    国民科学家是要照顾国民的情绪的，外卖学者需要照顾的是外国爸爸的情绪。
    所以，外卖学者不会去做克隆羊，国民科学家就……让国民开心就好。
    不用国库的钱，不代表不用国家的钱。
    80年代国内还没税改呢，中央政府拿的钱远没有地方政府多，甚至国企手里都存着大笔的钞票，只是比较零散罢了。杨锐想到此点，就毫不犹豫的将“国库”给放弃了。
    记者们有点措手不及，一时间乱了方寸。
    “杨教授，您的资金将从何而来。”
    “人体基因组计划不是必须用公共资金吗？”
    “杨教授，您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加入到国外的人体基因组计划吗？”
    “杨教授，人体基因组计划确定吸纳中国了吗？”
    大家问的多了，反而没有了重点。
    当然，最多的还是连人体基因组计划都搞不明白的记者。
    这也是克隆羊带来的副作用。
    社会影响力提升了，记者来的就更多了，但是，关心专业的作者比例也就少了。
    杨锐不用对混乱的提问给予回应，用手拢了一下耳朵，装作听不清的样子，脚步匆匆的离开了教室。
    他给出的答案足够记者们消化一阵了。
    只要“不用国库钱”几个字发出去，就足够说明自己的态度了。
    再有偏执的民众，就不用理会了。
    “以后的教室，要实行准入制了。”杨锐走出一段，对王镭道：“不能谁想提问就提问，必须得是咱们认可的媒体才行。”
    “哪些媒体算是认可的？”
    杨锐沉吟了一下，道：“不如这样，搞邀请制，你弄一点邀请函，给各大媒体发出去，尤其是在京的媒体，大一点的都发，但是邀请函搞的朴素一点，寒酸一点，寄送的方式也简朴一点，然后给他们一个星期的回馈期，到时候没有回馈的，没有拿邀请函的，就不要来了。”
    “那也好多媒体吧。”
    “以后每次都发邀请函，想来的要提前两三个星期做准备，等风头稍微过一下，很多媒体嫌麻烦就不会来了。再以后，我们就不给不喜欢的媒体，还有上次没回馈的媒体发邀请函了，几轮下来，应该就没多少记者追踪了。”别看新闻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一个个凶猛的和棕熊似的，实际上却都是怕麻烦的主儿。许多记者连文章都懒得写，就让受访者自己撰写。
    80年代的媒体风气正是飞流直下之际，杨锐也不介意利用一下。
    他并不是喜欢自我隔离的学者，但是，课堂上的媒体是很没有必要的，与其让他们占据一个位置，还不如让出空间来，多填补几个学生呢。
    杨锐的教学能力一般，但是，给有志于生物学的学生们上上课，本身还是很带感的事。想想三十年后，这些读北大和清华的孩子免不了有许多成长为科学大佬了，见到杨锐，起码也是听过他课的学生。
    杨锐想的很好，自觉满足的将工作安排了下去，就到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休息室里小憩了片刻。
    如果克隆羊也做完了，旗下的三间实验室，一并北方制药在内，虽然都在做各方面的后续研究，却都不是很需要杨锐的参与了。
    科研人最需要的就是得到锻炼。大部分的科研单位，都是无法提供锻炼机会给研究员。
    而机会一旦让出来了，学者们的成长是非常快的。
    就比如中国人做两弹一星，要是论水平和积累的话，名气最大的钱学森在顶级实验室里也不过是立足而已，远没有到执掌一个超级项目的程度。中方组织的科研人员更不用说了，许多人甚至不具备本科程度，以至于要自学高等数学、高等物理、高等化学等等。
    但是，不计工本不求成功率的实验条件是非常变态的。
    差不多水平的学者，在欧美国家的可能还没有实操过两次呢，国内就已经测试三五次了。
    这样的训练模式，很容易就将学者的水平给拔上来了。
    杨锐的实验室也是这样。
    世界顶级的生物学项目，放在冷泉港之类的顶级实验室，从顶级大学里毕业的博士可能要等十几二十年，才能等到参与的机会。
    离子通道实验室，华锐实验室和杨锐遗传工程实验室却是放开了大家尝试的。
    如此几年下来，训练出来的都是独当一面的高端学者了。
    再面对一些边角料的小项目，杨锐基本都不用插手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