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找张北京玩，刚接近他家院门口，隔着围墙就听到院子里传出叫骂的声音，间杂着铁器抽打竹器令人恐惧的“哒哒”声。
    “我操煞你娘（当时我村祖传的骂人话），我操煞你娘，你下不下来！……”我站在大门口听着，莫名的害怕，无疑，那声音是祖尧叔家大婶儿的声音。
    “我就是不下来，我就是不下来，你砸煞（打死我）我吧，你干脆砸煞我……”是张北京的声音。这是咋了？我在门口迟疑了好久，好奇心占了上风，驱使我推门走了进去。不敢明目张胆，从门洞里探出一只眼睛张望着。
    张北京穿着短裤短褂，死死地扒住一架竹梯的第三格，大婶儿左手扯着他的短褂，右手握着一把铁钩，狠狠地敲打着他，边打边骂，看样子僵持了很久。
    “下不下来？操煞你娘！……”
    “我就是不下来，有本事你砸煞我……”
    张北京的后颈、胳膊上一道道肿了起来，青紫间杂触目惊心，他大声哭叫着。看不到他的眼睛，只见一道道汗水和泪水将他的脸冲成一道道小溪沟，混合着大声喊叫时从嘴巴里喷出来的粘液，直落到胸前的短褂上。大婶儿面目狰狞，铁钩子举得高高的，从半空中狠狠地砸下来，落在张北京稚嫩的肩膀上。“啊……啊……”
    我瞠目结舌，张着大口傻站在那里，这么残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见。她们娘俩没看到我，继续哭叫厮打着。张北京本能地伸出右腿，蹬踢着大婶儿，向他娘还击。
    后来张北京向我们炫耀他毫不屈服的壮举，说那天他看到墙边竖着一架竹梯，便跨上去想爬到屋顶，大婶儿怕他掉下来，因此坚决阻止。一个非要上，一个非不让，两人口角起来，在撕扯中将小事儿升级成一场战斗。
    “你这个犟孙……我让你犟……你再犟！”大婶儿大骂着。
    “我上去看看就下来，上去看看还不行吗！”张北京坚持着，这种坚持在大婶儿眼中就是犟的表现。大婶儿在气急之中，抄起一把烧灶用的铁钩子，狠狠地抽向张北京。张北京拧劲上涌，视死如归。
    “打，给我狠狠地打，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亲爹亲娘的话都不听了，要造反吗？”祖尧大叔儿从北屋里跨出来，为大婶儿助威。大婶儿受到鼓励，打得更狠了。最后，她扔掉铁钩子，摆出过年捉鸡杀鸡的架式，出手如电，一把将张北京扯到了地面上，“咔哒”……大叔儿见状冲上来，抬起右腿向张北京踹去……
    后来张北京向我们炫耀时，他的眼角仍是肿的，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豪迈地说：“我爹差点踹断我的肋条，即使这样，我都没服软儿……”
    我却被吓怕胆了，再也不敢看大叔儿那几脚下去会有什么后果，转身向外跑去，在胡同里狂奔着，一直拐到我家屋后的大街上，心脏仍然砰砰跳着，像刚被扔到岸上的一条鱼。稍稍平复后，我从拐角处探出头张望着。突然我感到庆幸，父母虽然白天吵架晚上掐架，却从没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不一会儿，张北京大叫着从家里冲出来，似是冲脱了恶魔的利爪，在胡同里边跑边骂。大叔儿大婶儿在后面追赶着，张北京已逃走好远了，他们才骂骂咧咧转回身去，消失在门洞里。张北京气喘吁吁，终于和我会合了。他扑上前来，激动地握紧了我的双手，不断摇动着，那布满伤痕的脸上闪动着坚强不屈、凯旋而归的荣耀；与我“胜利会师”的喜悦；逃出“魔窟魔爪”的庆幸。
    激动渐渐消弭后，我俩在大街上百无聊赖地晃着，低头踢打着地上的土坷垃。这时，从西向东，蓦然卷过来一片黑压压的东西，向我们逼近，我和张北京吃了一惊。
    “是蜻蜓！”张北京说。
    果然是一大群蜻蜓铺天盖地而来，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像一座山，倾倒和碾压而来。我和北京低下头，蜻蜓群呼啸着掠去了，源源不断。前面的蜻蜓又转回来，在空中盘旋着。有橙黄色的小蜻蜓，也有碧绿的大蜻蜓。
    “有蜻蜓啊，捉蜻蜓啊，”张北京大叫着，并催促我，“快，快回去拿大扫帚。”我转身向家里跑去。姐姐正在家闲着没事儿，听说有蜻蜓，急忙抄起大扫帚跑了出来。
    大扫帚，就是那种竹制的环卫扫帚，梢端又细又密，适合在半空中挥捕。
    姐姐扛着扫帚跑到大街上，看到漫天飞舞的蜻蜓，兴奋地跳跃欢呼着，恨不能变成一只蜻蜓，加入到它们的队伍。
    “快扑啊。”张北京大叫着。姐姐回过神来，高高地举起大扫帚，向空中挥舞着，蜻蜓们四散奔逃，有几只躲闪不及，卡在扫帚的缝隙里，被牢牢地压在地面上。
    “扑着了，扑着了。”我大喊着。姐姐翻过扫帚，将蜻蜓从竹枝的缝隙里轻轻摘出来，递给我，嘱咐我捏着它们的双翅。接着她又跑开了。
    “我也回去拿扫帚！”张北京喊着，一转身跑走了。姐姐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不知疲倦，嘴唇上衔着几只来不及递给我的蜻蜓。从那时起，姐姐矫健而高大的形象在我幼小的眼中一下子丰满起来，觉得她是可以信赖、依赖的亲人。
    小伙伴们陆续赶来了，张北京、张天津、我哥、张洪广和他妹妹张洪美、东边胡同的张燕儿都来了，每人挥舞着一条大扫帚，喊叫着追赶惊慌的蜻蜓，浑身大汗淋漓。
    蜻蜓们意识到这并不好玩儿，而且有生命危险，相继逃蹿了。所有小伙伴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着气，脸蛋儿红扑扑的，像喝了酒。大家相互看看，都收获颇丰。
    那时，没人告诉我们蜻蜓是益虫，应该予以保护，整个乡村也没有上升到与自然生态相融合的精神高度。那个年代，捕蜻蜓是小伙伴们奢侈的消遣。
    我们把蜻蜓带回去，散放在蚊帐里，在晚上，可以听它们扑打双翅的声音，那双双翅膀扑打在蚊帐上的声音，是可以催眠的音乐。
    黄昏了，休息好后，小伙伴们扛着扫帚起身离开。张北京却迟疑着。
    “小强、天津，你们两个陪我回家吧……扫帚是我偷出来，爹娘没看见，我自己回去怕是要挨揍。”张北京请求着我和天津。
    我同意了，将蜻蜓交给姐姐，和天津一块儿向北京家走去。探头探脑进门之后，大家暗叫不好，大叔儿、大婶儿、张亮哥、张芳姐正坐在那剥玉米呢。张北京悄悄把扫帚靠在墙边，想招呼我们一块儿离开。
    “站住，又要去哪？家里有活看不见吗？玉米棒子也不剥，却跑出去扑蜻蜓，你看那扫帚，都让你扑烂了。”炸雷似的叫声响起，我们打了个哆嗦，大叔儿在叫骂着。张北京赶快把蜻蜓藏在背后。
    “你背后拿的啥？”大叔儿站起来，走向张北京，张北京傻站着没敢动，哆嗦着像一只待宰的羔羊。祖尧叔一把扳过张北京，劈手将他的蜻蜓夺过来，几下子撕得粉碎，踩在脚下。
    “你整天弄这些东西有啥用，活也不干！”大叔抬起巴掌“啪”打在张北京肩上，“干活干活，不干怎么活……你不用吃饭吗！……你看你哥哥姐姐，帮忙剥了多少玉米棒子了……”他揪着北京，把他按在玉米堆前。
    “快剥棒子！”祖尧叔声色俱厉地说，接着他转过身，对不知所措的我们说，“你们两个也回家吧，天黑了……整天也不知道干点儿活，尤其是你张小强，你看你家有个愿意干活的吗！”
    我和天津朴素看一眼，走出门去。
    “你看你家有个愿意干活的吗！”这句话响在我耳边，像一根刺扎着我，令我的心脏殷殷作痛。
    我想，我怎会有这种感觉，这种被称为“尊严”的感觉？父母不干活，与我何干？我刚刚才七岁，不正是应该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年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