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后汉书郑玄传
    中军大帐内，皇帝端坐主位，底下依次是陪坐的侍中荀攸、尚书郎傅巽，以及从青州远道而来的议郎孔融、大儒郑玄。
    据说判断一个人的心性，除了观察言行以外，还要看他的眼睛。所以皇帝盯看了郑玄的眼睛好一会，但结果令他失望，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目光澄澈，眼瞳黑白分明，看起来非常睿智，当然，这个老人本身就是个天才。
    “郑君一路辛苦。”皇帝主动放弃了继续与郑玄对视这个不礼貌的做法，他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感慨的说道：“若非卢公，我不知何时才得见郑君一面。”
    古人对名称极为看重，年高位尊者便称之为某公，德隆贤明者则称之为某君，其下则以尔、汝称之。只是这种称呼并不严格，很多人往往因为地位和权力的悬殊、或者是互相奉承，对人多以公、君称之，渐渐地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而且这些人都是表面上尊敬，其实心里并不服气，当面称呼为公、君，私下称呼为尔、汝的人并不少见。
    卢植德高望重，深受皇帝的推崇，尤其是他在死前为皇帝做了许多事，比如调和公孙瓒与刘虞的矛盾，顺利解决幽州当时的困境、以及拜托裴茂转交信件给郑玄，请他入朝。这一切都让皇帝感怀于心，不仅尊称为卢公，而且在听闻卢公死讯之后，特使人赠赙钱十万以治丧事、追谥贞侯这是皇帝登基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赐予谥号的大臣。
    皇帝对一个人的称呼能够表现出那人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而且也不能随便称呼，就像是皇帝称呼贤能而有德名的荀攸为荀君，称呼年高老成的贾诩为贾公一样。郑玄在儒林的名望胜于卢植，德高望重、齿德俱尊，无论怎么尊称都不过分，只是跟公比起来，皇帝称他为郑君更能显现尊崇。
    郑玄今年六十七岁，老得眉毛都白了，但他的脸庞仍旧丰润饱满，显得神采奕奕。他穿着一件普通儒士常穿的衣服，头裹缁巾，笑起来很像个慈眉善目的邻家老翁：“不敢劳陛下挂念，是老朽见关东凋敝，无所依归，所以才随孔北海西入长安，以求在圣恩之下，托庇余生。”
    “世道艰难，天下何处不苦？唯有夙夜匪懈，还复太平，以解民之倒悬。”皇帝轻声说着，见郑玄无动于衷，突然直接问道：“郑君此行路上，所见所闻，可有赐教于我？”
    “天下纷纭，皆是人心丧乱、世道不古的缘故。”郑玄很含糊的说：“陛下幼冲继位，却睿鉴高远，聪慧天成，可见德运虽有更移之数，但天命始终在汉。只要施以王道，敦行教化，天下自然重归太平。”
    郑玄本来准备一直在徐州隐居注书，不问世事，谁知时移俗易，发生了两件事，让他不得不改此夙愿。
    一件是曹嵩死于兵乱，曹操为报父仇进兵徐州，导致原本算是一方安宁之地的徐州惨遭兵燹。郑玄当时就正在考虑移居的事情，正好听闻孔融在北海任上时常命人修葺郑玄老家的故居庭院，于是郑玄当时就动了心，打算就此回乡。只是北海同样有兵贼横行，孔融不知兵事，郑玄贸然去了也未必能得以保全。
    正在犹疑之时，好友兼同门卢植死前交给裴茂的一封遗书，也经由各方辗转，终于到了郑玄手中，这就是第二件事。
    卢植在信中殷切敦请郑玄无论如何也要代他往长安一趟，即便未能觐见天子，也能观察朝廷风闻，据此推定汉祚是否可以延续。若是可以延续，那就是天命在汉，而已经逐渐陷入窠臼的经学就可能会绝处逢生。
    “我亲政以来，拜赵公、桓公为师，使其为我讲授经义，又披览史籍，究察典纪，可以说是身体力行的去敦行教化了。”皇帝眉头一扬，像是自夸功绩、又像是别有用意的说道：“整顿三署、重建太学以来，尊儒以劝其业，贵学以笃其道。想必这就是郑君所言的施以王道与敦行教化了吧？”
    皇帝这话犹如抛出去的饵，郑玄很快就接住了，毕竟他虽然博闻多才，但到底只做过些乡佐县吏这些小官，并不谙熟为官之道。而且皇帝礼贤下士、温文尔雅的模样给了郑玄很大的好感与自信，所以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老朽以为，朝廷经纶事务，必要以教养为先，自朝廷迁都以来，典籍遭焚，经义杜绝。虽有陛下矢志恢复，重设太学，不过”
    说到这里，郑玄故意踌躇了一下。
    皇帝抿了下嘴，没料到这么快就轮到自己去接饵了，他心里对郑玄极为看重，无论如何也要在今天把事情挑明说清，好给这个鸿儒委以重任。所以他也不计较这些细末，顺着对方的话往下问道：“不过如何？郑君大可直言，我年纪虽但还是听得进诤言的。”
    郑玄垂着眉眼，轻声说道：“太学伸圣贤之绝业，教养天下之士，的确是维新文教、以厉风俗的好事。但陛下岂不知辟雍成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
    他虽然没当过几天官，但就如何将心里的意思隐晦的用话语、典故表达出来，好让对方明白，对钻研经学文字数十年的郑玄来说，并不比那些臣子们差。
    礼记有云：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在这里是借指太学。而周诗与鲁颂都是诗经里的篇目，在这里是借指官方教学的书目。
    他那番话的意思是，周代的太学无不是重视经义道理，如今太学却五科并重，压缩了经学的生存空间，并与经济、治剧这些杂业并论，有舍本逐末之嫌。所以即便皇帝再怎么有意兴复教化，那也是南辕北辙。
    郑玄说到了朝中所有人都不敢说的地方，那就是太学已经旧瓶装新酒，不再是以前拥有上万太学生、鸿儒士子云集的太学了。
    早在皇帝重设太学的时候，朝中就有人在暗中抵触五科的设立，只是那个时候朝中拿的出手的大儒名士就寥寥几个，而且都牵涉到政争。皇帝当时又是借由盐铁廷议一事力挫百官，威权无两，这才强行将太学五科定制下去。
    尽管如此，太学祭酒杨儒仍采取了一种讨巧的法子，在明经科的下面又分了好几种学官，分别用来讲授尚书、易等经书，所以明经科相比于其他科目，所拥有的博士是最多的。往往都是比照五经博士的成例，一份经书配一个博士，而其他的科目最少的只有一个博士。
    明经科因为上有太学祭酒杨儒背书，下有许多成名已久的博士坐镇，导致明经科成为太学最显赫的科目，太学生皆以入明经为荣。不仅如此，每每开课，常引起那些被强行调剂到其他科的士子们跑来旁听，明经科由此也被称为太学中的太学。
    底下的执行者走迂回的路子抵触皇帝的政策，虽不至于明面抵抗，但这也让皇帝极为不满。但他也没有办法，毕竟他手上一时没有能挑起大梁、能孚众望的御用大儒，所以撤了一个杨儒，换谁上去都一样。这是风气问题，而移风易俗，更改固化已久的意识形态，却又是这世上最难办的事情。
    皇帝一开始还想着在太学祭酒与太学仆射之上设立太学令，把郑玄摆到这个位置上去，让他统筹太学所有事务，借助他名著海内的威望与远超当代的学识，能把风气扭转到皇帝所预想的方向上去。毕竟从郑玄融汇古今经学与百家之长的成就来看，对方绝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人，没准能被皇帝说服，认同皇帝五科并重的观点。
    可现在从郑玄的态度中，皇帝发现，原来思想再开明的人，也有他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