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仅仅是多尔衮，就连整个清廷几乎都在看《杭州时报》。有人是了解南方的情况，也有人是通过《杭州时报》才知道清廷发生了那些事情，因为这个时代的消息传播太过毕塞了。现在每一期的《杭州时报》大约有三千多份是发行到清廷的，其中被送到北京的，就超过了二千份。基本都是由到南京统治区经商的商人带回到北方。
    不过一份《杭州时报》在南方也就买到五分钱一份，但到了北方，至少翻了二十倍，变成了一百文钱一份，而且还供不应求，一份报纸往往会倒手二三次，最终的价格会炒到一两白银以上。
    因为新年，多尔衮己经落下了好几期《杭州时报》，也打算一次性全都看完，但他拿起的第一份就是新牟特刑，上面登载的是《南京宣言》。
    看了不到一半，多尔衮的脸色就变了，他当然看得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商毅在向天下发表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假如他统一天下之后的基本国策。
    按说公布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不算什么奇特的事情，每一次朝更替时，有希望取代旧朝的势力都会发表类似文告，比如李自成就是用童谣的形势来表示，而清廷入关之后，用的是为明朝报仇的口号，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治纲领。但像商毅这么详细发布，到还不多。
    多尔衮决不会认为这是商毅吃饱了没事做，才说得这么仔细，由其是头版四句口号的后两句“四民平等，天下为公”多尔衮怎么看，怎么觉得扎眼。
    等看到后面，多尔衮就明白了商毅的用意，因为在这份特刊上，还有一份评论文章，将宣言中提出的政治纲领，和满清入关之后，所施行的政策进行了一一的对比，重点火力当然集中在后世总结的清初六大弊政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禁关令、屠城。得出的结论当然十分明了，就是南京政府施行的是仁政，而清廷施行的是暴政，因此号招北方的百姓，在中华军所到之处，全部都行动起来，推翻清廷的统治，投靠南京政府。由其是结尾，写着“凡我中华子女，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南西北，皆有杀虏报国、反正投诚之义务”，也把多尔衮惊出了一身冷汗来。
    如果换了是南明朝廷的任何一个，发布这一份宣言和评论，多尔衮都不会再乎，最多不过是一笑了之，因为什么政治纲领、主张都是建立在自身强大的基础上，没有实力就等于白说，还会让人笑话自不量力。三个南明朝廷，显然都没有这份实力，但由南京政府发布，再配上中华军的战绩，这份宣言的发布，还有评论，也可以想象，对北方会有怎样巨大的冲击力。
    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些，新年之后，《杭州时报》上又开设了一个专栏，名称为建州恶行录，内容可想而知，就是从努尔哈赤立七大恨起兵反明以来，所进行的一切暴行，当然第一篇的内容，则是逐条反驳努尔哈赤的这七大恨，指出这所谓七大恨，根本就不成立，其实都是努尔哈赤为起兵反明找的借口，其中有四五条都是努尓哈赤自己理亏，反而拿不是当理说。
    反驳七大恨，对商毅来说，实在太容易，因为后世的网络里己经被说烂了。其实中立的说，这所谓七大恨，本质没有谁对谁错，就是看你站在那个角度来说，所谓屁股决定立场，就是这个道理。但商毅是用实力说话，效果当然不一样。但后面清军——一开始还是后金军的恶行，则都是实实在在的了，毕竟清军后金军的对像都是平民，正如专栏也写道“明朝与尔有仇，然于百姓何干，动以屠城，辄以灭寨，何异于禽兽乎。”
    只看了这么多，但多尔衮也看不下去了，知道现在《杭州时报》肯定已经都传出去了，因此要马上商议对策才行，亍是多尔衮立刻扔下了《杭州时报》下令招集大臣商议，当然这次招集的，全部都是汉臣：范文臣、宁完我、陈名夏、金之俊、张存仁、孟乔芳、宋权等人。
    因为多尔衮心里清楚，这一次并不是打仗，而是要斗心机，这方面满人确实玩不过汉人，如果和满人一起商议，最多也就是叫嚷着把汉人全都杀光，除止之外，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了。而汉人的弯弯绕都要多一些，说不定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众人到齐之后，多尔衮立刻将《杭州时报》给他们看了，其实不少人都己经看过，但也有人是第一次看，但众人传阅了一圈之后，也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得不佩服，商毅的这一手玩得确实很漂亮，己经开始在政治层面上向清廷施压了。
    陈名夏首先出列，道：“摄政王，臣有一法，可以为我大清收陇人心。”
    多尔衮道：“说吧，你有什么办法？”
    陈名夏道：“马上开科取士，招揽天下之材，为我大清所用。同时还可以宏扬我大清的文治之风，清平景像。”
    多尔衮听了，心里也不禁一动，这到是个好办法，因为清廷在关外，就搞过开科取士，多尔衮对这一套并不陌生。
    在中国古代，读书人大说成名立业，小说养家糊口，基本就只有科举这一条路，考不中科举，能立书着传，戌才子之名的，毕竟只是极少的一部份。因此科举不仅仅是为国家招览人材，而且也是给了这个时代绝大部份知识份子一条上进的道路，尽管一次科举参于考取的人数并不多，但却给了所有的读书人希望，而参加科举，以及通过科举的人，也就意味着对清廷的认同。当然会尽力帮清廷歌功颂德了。而且民间的话语权却掌握在他们手里，对于稳定清廷的统制，当然是大有好处。
    因此在多尔衮的心里，也己经决定，采纳这个建议。
    这时宁完我也出列，扬了扬手里的《杭州时报》道：“摄政王，臣这几天来一直在想，既然商毅可以发行一份杭州时报，我大清为何就不能效仿，也发行一份《大清时报》也将这份报纸发行到南京去售卖，宏扬我大清的国威，以收陇天下之心。”
    多尔衮怔了一怔，猛得一拍桌了，站了起来，道：“对对对，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也可以发行一份报纸啊！老宁啊，你这个主意出得太好了，就交给你去办吧。”
    宁完我的这个建议确实多尔衮提了一个醒，现在多尔衮己经有些意识到了报纸的作用，就是在民间的影响力大，由其是用在宣传方面，确实非常有用，回想一下，这几年来，啇毅的势力扩展，《杭州时报》一直右正面宣传商毅的业绩，也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此清廷也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也办出一份报纸来，正面宣传清廷的功业，对稳定清廷的统治，收陇人心，一定也能有很大的作用。
    而其他人见陈名夏、宁完我的建议都被多尔衮釆纳，也都纷纷出言，各予己见，也确实提出了不少办法来，而且都是多尔衮根本就没有想到的。本以为是无解之局，却发现原来应对的办法还真不少，因此多尔衮也十分高兴，汉人果然是鬼点子多，看来找汉人来商议付策，真就对了。
    第四卷 纵横篇 第二一五章 参政院（上）
    新年之后，商毅也连继收到清廷那边发回来的消息，首先是关于赵岳的消息，和清廷新军的情况。
    虽然看起来赵岳是真的要反正过来，不过也还要做进一步的考验，而清廷新军的训练情况和商毅预想的也差不多，毕竞清廷和中华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新军也不是一二年就能成军了。
    不过有三条消息引起了商毅的注意力，第一条是清廷正式下令，严禁在清廷的统制范围内，发行、收藏、购买、刊印、传插《杭州时报》，并命令凡家中有私藏《杭州时报》者，必须立刻上交官府销毁，否则一经发现，必诛连满门，决不宽恕。第二条是清廷也宣布，将发行《大清时报》。第三条是清廷宣布，正式开科取士，凡在清廷统治范围以内的读书人，都可以报多参加，今年开始乡试、明年省试、后年殿试，将出现清廷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状元。
    对第一条，商毅到是有所准备，一但《杭州时报》的影响力扩大，清廷早晚都要取缔，因为清廷对思想控制极为严格，中国历代都有文字狱发生，但只有清廷的文字狱最为严酷而残忍。但商毅对此并不担心，人往往都是有逆反心理，国家越是禁止的东西，就越是让人感兴趣，自己有许多渠道可以把《杭州时报》发送到清廷去。而且现在并不是清廷一家独大的局面，由他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商毅到真希望清廷能整几个文字狱出来，这样自己就又攻击目标了。同时商毅甚致还想到，要是清廷真的下狠手，说不定还可以给清廷的官员栽一点脏。
    而清廷居然也发行报纸，到是真的让商毅大感意外，原来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并不保守，对新事物还是很能接授的。因此商毅也对清廷将要发行的这份报纸也充满了兴趣，心里还想，要不要收藏几张第一期的报纸，过几百年可就值钱了。
    当然商毅也清楚，如果清廷以为就这么依样画葫芦也整出一份报纸来，就能有《杭州时报》那样的影响力，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或许清廷报纸的发行量一开始就会很大，但并不代表其影响力，因为一份报纸要培养自己的读者群，不仅需要时间，同样也需要报纸本身的内容、形式。如果满篇都是大话、套话、官话，决不会有人关注的。《杭州时报》创办了三年多的时间，一直都比较注意信息公开、公正的原则，加上几次大事件的推动，才有今天的影响力，清廷的报纸想达到这个水平，还要做做很多努力才行。因此商毅也怀疑清廷办报纸的能力。
    真正值得商毅重视的，还是第三条，开科取士。
    商毅心里十分清楚，读书是为什么，好听是为了出人头地，换种说法也叫升官发财。事业与爱情，金钱和美女其实是等义的，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在现代社会，实现这些目标有多种途径，而在古代，基本只有一条路，就是科举，考中了光宗耀祖，考不中回家种田。当然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内也许还有其他路可以走，现在经商办厂也不算丢人的事，但在北方，还没有多少别的机会。
    因此清廷现在搞开科取士，却实很有杀伤力。而对凊廷的这一手，商毅现在确实还没有多少反击的好办法，虽然可以在《杭州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北方的汉人抵制这科举，但估计作用不大。能够坚持民族大义的人，毕竟是少数，何况现在南北双方大体呈匀势，商毅、南京政府的官员固然清楚，自己现在的比分领先，但不是局内人，是很难看得清楚。
    在许多人看来，也许中国会重现南北朝对持的局面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幻的民族气节，荒费了十年寒窗苦读，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才是正道理，管这个皇帝是满人还是汉人，反正中国又不是没被异族统治过，倒向异族一边的，也不是自己一个人。
    不过商毅也是一个想得开的人，对于暂时没招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毕竞不可能回回都是自己占便宜，也要让对方找一二个场子回来，而且一次科举的周期是三年，现在才刚刚开始，以后说不定会有办法的。而现在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要被被清廷牵着鼻子走。
    在商毅的统治区内，进行了土地分配和建立乡镇级行政机构之后，南京政府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力度比历代都要加强许多，也可以说统治渐得人心，而接下来要收陇的，是读书人。
    现在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内部，在士大夫这个阶层上，商毅的支持率远没有在农民、商人、工匠中高，一来商毅并非正统，现在还脱离不了谋朝篡位、莽、操一流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商毅是武将出身，读书人对武将有一种天然的鄙视。
    当然也不表示商毅在士大夫中就全无支持率，也有不少人看得相当清楚，明朝己经是没救了，改朝换代己经成了定局，只是在异族代明还是汉族代明之中选择了，另外也不乏墙头草，抱定谁有势力就支持谁的原则，支持商毅的士大夫其实也并不算少数，只不过。而且战乱年月，士大夫的势力也大大下降，因此也翻不出多大的浪来。
    但对士大夫也还是要尽力多拉陇，现在基层的话语权，大部份都还集中在他们这个阶层中，工商业还没有发展到能影响社会格局的水平。
    不过现在商毅并不打算搞科举，一来是时机还不成熟，自己的地盘还有限，而且自己毕竟也没有正式称帝。另外就是现在自己建立的新学科教育纟统刚刚才开始，在新教育没有得到普级之前，马上搞科举，只会又回到从前考四书五经、作道德文章，写八股取士的老路上去。
    科举本身并没有错，相反确定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人材的制度，比靠什么推荐，家族推荐靠谱得多，但错的是科举的内容和方式。其实到了明清两代，由其是清代，科举的实际作用己经不在是为国家选拔人材，而且帮助统治者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让他们用一个声音说话，一个头脑思考，没有自巳的思想，虽然可以保障统治者的地位稳如泰山，但代价是全民族的思想僵化，整个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结果造成全面落于时代。
    商毅的打算是成立参政院，让士大夫阶层有机会能够参与到南京政府的政治生活中来，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表自己政治观点、思想的地方。另外这也是商毅在《南京宣言》中作出的承诺，扩大民间参政议政的权利。
    这也是商毅早就在构想的计划，现在的参政院，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政协一类的组织，把前明的官员、以及一部士大夫吸引进来，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一方面是可以表现商毅开明治国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是把这一批人集中起来，便于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以后成立议会做准备。
    经过了商毅的仔细思考之后，参政院的大体制度为：
    以目前南京政府控制的六省一市划份地域，每个省各出若干代表，成为参政院的成员，称为议员，在南京定居，参与参政院的行动。
    成为议员资格：一是非政府官员，无公职；二是有一定财产基础、以及学问知识；三是政治清白，没有污点。而议员并非全是士大夫阶层，也包农、工、商三个层面，当然目前士大夫的比例最高。
    议员选拔制度：一是地方推荐、二是自荐，三是由参政院邀请。
    议员的任期为二年，可连任一届，但连任之后，必须停任一届，一但在但任议员期间，出任公职，则视为自动放弃议员资格，由所在省份选取新的议员补上。
    参政院的组成，设执委会，有议长一名，主持参政院的日常工作，执委十六名，协助议长工作，候补执委十名，在执委中人因各种原因，不能担任执委，则由候补执委补入。第一任议长、执委、候补执委由南京政府从议员中指定，第二任在第一任任期结束时进行选举，任期为三年，但不得连任，但可隔届出任。
    参政院的运行方法，议员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观点、主张，并以文字形式，写成议案，首先向执委会提交，由执委会审议，通过执委会的审议之后，将在参政院中由全部议员进行讨论，提出议案的议员将对其他议员提出的疑问进行回答或解释，当然也可以拒绝回答。只到无人提问之后，由议长宣布，开始无记名投票，超过半数有效赞同票，某些重大事情需超过六成，即为议案通过，然后由执委会上交给内阁，由内阁进行办理。
    内阁和商毅都有权力否决参政院通过的议案。
    第四卷 纵横篇 第二一六章 参政院（下）
    商毅将自己拟定好的参政院制度交给内阁的众人过目，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应。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治制度，但毕竟商毅对这个时代的欧州议会，以及古罗马时代的议会制度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几位内阁成员，包括大部份的官员，对议会制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国人的理解实力从来就不差，尽管参政院的形式的运行方式，实际己经很接近于近现代的议会，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参政院目前的功能只是参政，并没有立法权和决策权，说直白一点，也就是像内阁或商毅提出一些建议，供他们参考，至于内阁或商毅釆不釆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由于议员资格必须都是非政府官员，也就是全部来自于民间，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变像的向民间求言方式。
    向民间求言，在明代以前中国历朝都有过。有时是皇帝下旨向民间征集言路，也有的朝代设有专门的机构，都是表示皇帝开明布公，广开言路的治国理政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也能反应一部份民意民情。
    在秦汉以前，这种民间直接对皇帝上言，或皇帝主动向民间征言的事例发生的比较多，这是因为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建全，一些真正有才学的人找不到出头的门道，直接上言也是一种机会。由其是在战国时期，有不少人就是借这一途进，凭借一笔文章，或者自己的著作，一举由民间进身入朝堂，实行从平民到官员的华丽转身。
    但这种上言制度毕竞太不规范，又过于片面，而且也有不少人�S为得到晋身的机会，故意标新立异，或夸大其词，或愤世嫉俗，或阿谀奉承，在秦汉之后，靠这种方式晋的例子己经大大减少了，而唐宋之后，由于科举制度形成，官员选择已经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因此向民间征集言论的像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到了明朝，干脆就取消了向民间征集言论这一制度。而清朝走得更为极端，连四品以下的官员都不许直接向皇帝上书。但能通过科举做官的读书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官能做得长久的则更少，而士大夫这个阶层历来都有议论朝政的习惯，由其是在宋明两代，太学生、士大夫一直以来都关注着国家的政治局面，也出现过不少由士大夫一层发起，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的事情。
    在明朝，由其是在明末时期，各种书院、学社都是士大夫们议论国策，发表自已政治观点的场所。比如最著名的东林书院，在形成之初，顾宪诚、高攀龙等东林首领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影响着国家政治。在后期还有复社、几社等组织。
    虽然现在南京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很强，在统治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类似东林、复社这里有广泛影响影响力的组织，但在时局稳定之后，类似的组织是肯定会出现，除非商毅也学后世的清廷一样，规定三十人以上集会者，既为非法。
    其实像东林也好、复社也好，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出现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果运用得好，还会对国家政治起到相当的监督作用，关建是怎样加以引导和控制，一是制定一个大家都尊守的规则，二是不让一方独大，形成几方势力互相牵制。但在这方面，明朝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当时的万历皇帝，釆用的又是一种最消及的对策，干脆不理事，结果造成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局面，却朝着无控的方向发展，最后到了真的无法控制。
    和明朝相比，在商毅来到这个时代之前，就是一个政党林立，各类政团、社团组织遍地的世界，因此商毅这方面是有足够的经验。设立参政院也包括这个目地，不是想议论朝政吗？不是要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吗？那就全部都集中到参政院来，可以在这里尽情的表达。但想要让政府釆纳你的意见，对不起，请先说服其他议员，至少要获得半数以上的人同意。
    因此这就不是靠什么标新立异，愤世嫉俗，或者是大讲仁义道德，就能够说服其他人，而是要拿出切切实实的理由，照顾多方面的利益，至少也是大部份人的利益，才能够通过自己提出的议案。而且内阁和商毅还都有权力，否决参政院通过的议案。
    本来这一条是让商毅觉得最心虚的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现在的参议院，实际的参政意义几乎等于零，只要是通过的议案不合内阁，或商毅的心意，就可以立马否决。但却出乎商毅意料的是，谁都没有对这一点提出质疑，相反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个时代来说，君主否定臣下提出的建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需要任合理由的。
    弄明白了这一点，商毅也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内阁通过了成立参政院的决议之后，商毅立刻命人去请吴甡、史可法、黄宗羲、姜日广、高弘图五个人到自己的王府来。
    南京失守之后，在浙江定居的前明官员有二十余人，在商毅迁移到南京之后，有一部份留在杭州，也有一部份被商毅请到南京来。这五个人就是被请到南京来的一部份之中。因为他们五人在前明遗臣中的地位比较高，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中，也俱有比较高的声望，如果把他们都拉进参政院来，对商毅和南京政府的声望，对士大夫阶层的认同感，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参政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方机构，不算官员，他们加入进来，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
    按照商毅的想法，这些人将不做为各地推选的参政院议员，而是由内阁出面邀请的第一届参政院议员，同时还打算让他们担任执委会的执委；包括议长，商毅也希望由吴甡、史可法、黄宗羲三人中的一人来出任。
    但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告，吴甡和黄宗羲要求见商毅。
    商毅也怔了一怔，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不过在前明遗臣中，几乎从来没有人来找过自已，反到是商毅主动请了他们两次，来商议一些政务。现在吴甡和黄宗羲要求见自己，可能是有什么事吧。命人把他们请到自己的会客室去，而商毅也亲自在会客室的门口站立，等侯迎接他们。因为对于这批人，商毅一向都比较注重礼遇。
    不一会儿，卫兵领着吴甡和黄宗羲进来，商毅上前两步，拱手道：“吴阁老，南雷先生，一向可好。我们到是多日没见了。”
    虽然现在吴甡早己不在是明朝的内阁首辅，但商毅还是用这个称乎，表示对他的尊重。因为在明朝遗臣中，吴甡的资格最老，而且和商毅的关纟也是最好。另外虽然商毅己经正式称王，但并没有制定礼仪，因此也没有什么三叩九拜大礼，双方见前，还是拱手作揖。不过商毅主动先向两人行礼，也表示对他们尊重。
    吴甡和黄宗羲也赶忙还礼，道：“商王爷一向可好。”
    互相见礼之后，商毅又将他们请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商毅这才道：“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吴甡和黄宗羲互相看了一眼，黄宗羲才干咳了一声，道：“商王爷，我们来见王爷，确实是有一件事情，想请王爷网开一面。”
    商毅怔了一怔，两人来找自己，肯定是有事，但现在用了网开一面这个词，那可就不会是一般的事情，因为这一般是用在请求宽恕某人的意思中，黄宗羲可不是会用错成语的人，商毅也想莫非是他们有朋友犯事了，才来求自己宽恕，因此也道：“是什么事情，南雷先生请直言无访。”
    黄宗羲的神色也有点尴尬，毕竟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他也绝不会来求商毅，顿了一顿，道：“事情是这样，在下有一名挚友，是苏州昆山人，因为与他人为财产起了一些争端，牵连了一些事情受人诬告，现在被关押在苏州府里，因此想请王爷出面，查明真像。”
    商毅听了，也不由有些重视起来，难道说在南京政府的司法系统里，己经出现了执法不公，贪赃枉法的现像，涉及到财产争端问题，向执法人员行贿，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个苗头可不能让他发展下去，因此也正色道：“南雷先生，你放心吧，如果诬告属实，我必然严惩不贷。”
    黄宗羲忙道：“商王爷，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商毅也有些糊涂了，道：“不是我想的那样？南雷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吴甡道：“商王爷，事情是这样的，太冲的这位朋友是从广西刚刚回来，涉及到家中的一些财产争端，因此对方诬告他私通南方，才被江苏府关押。”
    商毅怔了一怔，这才明白，原来是政治问题。
    第四卷 纵横篇 第二一七章 另一位宗师（上）
    不过想想也对，虽然吴甡、黄宗羲等人有官职，但社会影响力不小，而且商毅对他们也还比较礼遇，如果是一般性质的产财纠纷，有他们出面，也就差不多了，就算他们敲不定，最多是去找王夫之或李岩出面，没必要捅到自己这里来。但政治问题，则又另当别论了。
    既然是黄宗羲的朋友，一定不会一般人，不是东林就是复社，起码和他们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又是从广西回来，估计就是和永历朝廷有点关纟，甚致可能在永历朝廷里当过官，因此被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进行诬告，到是很有可能。当然也不排除这个人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到是要先调查清楚，不能妄下结论。
    于是商毅道：“南雷先生，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是怎样和别人起的争端。”
    黄宗羲道：“他姓顾，名炎武，字宁人。”
    商毅听了，差一点从椅子上站起来，顾炎武，这不是明末清初三大宗师中的又一位吗？自己曾经派人去他的老家昆山县找过他，但自从南京失守之后，顾炎武就南下投靠了当时是隆武朝廷，一直就没有再回到昆山，怎么现在他又回来了，而且还在自己的治下吃了官司，不过顾炎武曾是复社的成员，属于东林的傍系，而且和黄宗羲确实认识，两人还有过一些学术交流，因此也笑道：“原来是亭林先生，我是久仰大名了。”
    黄宗羲先是一怔，随后又想起来，以前商毅曾引用过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这一段话，他听说过顾炎武，到并不是客气话。而且听这口气，商毅对顾炎武的印像似乎还不错，心里又是一喜，这么看来，顾炎武的这场官司，到是有着落了。因此也点了点头，道：“就是他。”
    商毅笑道：“如果是他，到是不用怀疑，我马上下令到苏州府，先将亭林先生释放出来，不过俱体是怎么回事，我总要弄清楚。”
    黄宗羲赶忙道：“多谢王爷。不过这件事情还牵连到了昆山叶家。”
    商毅听了，也不仅苦笑了一声，原来还扯到叶家去了。昆山叶家在苏州也算是一个豪族，商毅接管了苏州府的时候，叶家到是很快就倒向商毅，而在商毅称了靖北王之后，曾经托人想和叶瑶瑱认亲，这在中国古代是常有的事情，借用同姓的优势，和皇宫里的某位嫔妃认成亲属，双方各取所需，内外互助，反正宗族的事情，谁都说不清楚。但被叶瑶瑱婉言谢绝了，不过在昆山一带，却仍有这种传言，说叶家和叶瑶瑱是同宗。估计这件官司也有一点这个因素在里面。
    而这场官司的经过是这样的，现在的家主名叫叶方恒，和顾炎武是同乡，两人还七拐八弯的有一点亲戚关系，因为叶、顾两家都是昆山的豪族。
    在崇桢末年，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芾及兄长顾缃去世，他的堂兄顾维、叔父顾叶墅和他发生了家产之争，因为顾炎武是过继之子，因此叔父和堂兄都不想让他继承过多的家产，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顾炎武的家宅几次被人洗劫及纵火焚烧，被迫搬了家。
    虽然最后顾炎武分到一部分家产，但也亏了不少钱财，加之他交友甚广，耗资颇多，经济上也开始出现紧张，因此不得已把家里的八百亩地抵押给了叶方恒，以换取一些周转的钱财。
    但叶方恒见顾炎武急于套现，因此拼命压价，而由于迫于困境，顾炎武只得接受比实际价格低了一半的费用，将田地抵押给了叶方恒，当然叶方恒这样做虽然有些不地道，但也无可厚非，从他的立场说，少花一分是一分，这时双方也算是合法交易。但田产典押之后，叶方恒还迟迟不肯付款，后经顾炎武多次请求，两年过后才讨回一部分款项，明朝灭亡之后，而顾炎武为复国奔走，又有几年不在昆山，结果剩下的钱叶方恒一直都没付。
    等顾炎武回到昆山之后，因为家庭生活拮居，当然又去向叶方恒讨要剩下的钱，但这时顾家已元气大伤，早己不在是豪族旺门，因此叶方恒就更加不想付款，而是准备赖掉剩下的欠帐。但顾炎武的性格本来就是十分刚烈，当初叶方恒拼命压价，就让顾炎武很不爽，现在居然还想懒帐，顾炎武自然不会答应，也威胁叶方恒要到苏州府去状告叶方恒。
    虽然顾家巳经衰弱了，但当初白纸黑字，压据收条都写得清楚，叶方恒也知道这官司打到苏州府去，自己八成要输，而且现在是商毅当政，各地政府到不敢乱来，行贿恐怕也不好使，于是也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到苏州去告称顾炎武是永历朝廷派到南京地区来的奸细。
    正好顾家有一个家仆世奴叫陆通，随着顾炎武把地抵押给了叶方恒之后，他也随地一起，到了叶方恒家里，成了叶家的家仆世奴，受叶方恒的指使，出面指证顾炎武。